弗洛伊德人格论及《可以吃的女人》的主题纷争

阿特伍德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通过玛丽安、邓肯和彼得三个原型角色书写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哲学寓言。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小说可以被解读为一部关于普遍意义上的自我危机的叙事而非两性对立的女性主义作品。本文还分析了小说中所描述的自我的种种防御机制以及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冲突,希冀通过这种分析剖析阿特伍德对小说的“女性主义”标签的反对,还原作者所说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部分原貌。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的日常生活空间与权力政治

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用文学想象和叙事阐释了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在小说中,空间是权力政治运作的场所,权力不仅渗透到了公共空间,而且侵入了家庭空间、个人空间,使建筑学和空间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对主体的惩戒,实现对福柯身体的驯服。通过对个体和生活空间的渗透,权力实现了被监控者对权力和行为规范的内在化,空间的琐碎化成为视觉监视的有效形式,是对福柯权力原则的创造性应用,同时也体现了权力关系网络的相互性和反抗的无所不在。     

他者的叙事——从精神分析学视角解读《可以吃的女人》

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阿特伍德用文学的语言和叙事的方式解构了主体,再现了主体的困惑。小说中的三个重要角色分别代表了自我、大他者和小他者,通过精神分析的解读,我们看到这部小说是一部关于自我内在冲突的叙事。这种解读摒弃了性别政治的局限,认为女主人公玛丽安的精神危机根源并非她对象征界的拒斥以及对完整自我的幻想。自我最终要接受他者的检验,并认识到,自我的真相就是他者。在对小说中三个角色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述的同时,本文试图从后女性主义视角解答对于这部小说主题意义的一些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