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论评析

杜亚泉是 2 0世纪初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他的文化主张明显区别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 ,也有别于纯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五四时期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其思想体系斑驳繁复 ,芜菁并存 ,虽不乏深具学理性的文化思考 ,但又带有顽固保守色彩。其文化主张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文化调和论” ,在五四前后曾引起广泛关注 ,并对后辈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评析其文化调和论中合理与谬误的成分 :一、其文化调和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接续主义” ;二、他对中西文化性质及各自优劣的比较 ;三、他的文化调和论主张和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设计     

现代性爱观念与民国时期的非婚同居问题

“五四”以后,随着恋爱自由思潮日益传播,恋爱概念中“灵”（爱情）与“肉”（性欲）的关系问题逐渐受到重视。人们对于恋爱的认识,从最初重“灵”轻“肉”,逐渐发展到主张“灵肉一致”。随着人们对恋爱自由中肉欲因素的强调,“恋爱”与“贞操”的矛盾又凸显出来并引起时人的争论,有的人主张恋爱贞操,有的人则主张性交自由,现代性爱观念则在人们对于恋爱问题、贞操问题的讨论中开始获得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合法性,传统的性神秘、性禁锢观念和旧的性道德也随之被悄然打破。许多知识青年遵循新的性道德,开始大胆地与所爱之人不行结婚仪式而共同生活,从而使得民国时期的非婚同居现象一度盛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示着现代性爱问题在民国社会所处的两难境地。     

20世纪20-40年代知识女性恋爱悲剧问题述论

20世纪20-40年代,随着恋爱观念广泛传播,恋爱悲剧也逐渐增多.很多知识女性接受了"灵肉一致"的恋爱观,与男子结交、恋爱,甚至发生非婚性关系;但她们却又无法彻底摆脱旧式贞操观念的束缚,一旦与男友分手或发现被骗婚,就会郁郁终生甚至自杀以谢罪.恋爱悲剧的发生,体现出恋爱自由观念对于现实生活之影响的复杂形态.     

新世纪以来中国本土近代妇女史研究检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复兴,中国本土的妇女史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并在1990年代迎来了一次发展的高峰。进入21世纪后,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社会性别史等新兴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推动下,妇女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其研究内容渐趋深入与广泛,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也开始逐步得到主流学界的关注与认同。但现今的妇女史研究仍处在西方理论的笼罩之下,对于中国本土语境的内在特质则多语焉不详,如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基本概念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男性群体缺乏关注,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运用略显单一等。这表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架构尚未形成,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加以弥补。     

恋爱自由与双重爱情标准--民国时期关于"爱情定则"论争的历史透视

民国时期，由于各种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婚姻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改革的视野。婚姻中的爱情要素被国人赋予了神圣而崇高的意义，人们猛烈批判旧式无爱的婚制，呼吁恋爱革命的到来。但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新旧过渡的时期，一般知识青年的思想一方面接受了新学说的启蒙，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旧观念的影响。通过对民国时期关于“爱情定则”大争论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知识青年是如何糅合新旧观念，构造出怪异的具有双重爱情选择标准的爱情观。     

梁启超的近代国民思想

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它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条件下生发成长的，是深入思考中国未来出路的思想结晶，是寻求摆脱封建专制文化束缚、追求近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反映，是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演进的体现。它不但是近代社会也是当代社会思想观念变革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