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的演变

宗教是什么呢?马克思曾经以极其精辟的譬喻告诉我们:“它是人民的鸦片烟”。基督教当然也不能例外。历史是马克思这一名言的最好的证明,不仅过去的奴隶主和封建主曾经利用了基督教来麻醉人民,就是近代的资产阶级也从未放弃过这个精神的统治工具。因此,现在来谈基督教的起源及其变成统治者的工具的历史,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拟谈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基督教的起源问题,(二)关于原始的基督教的性质问题,(三)关于基督教转变成统治者的工具的问题。一正如С.И.科瓦略夫所说,“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怎样产生的”。不过我们大概地知道,基督教产生于一世纪时罗马帝国的下层群众中,其最初的传布者则为犹     

如何认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

<正>原始社会的所有制是公有制，这在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常识，似乎毋庸赘言了。可是，就人们对原始时代认识的历史来看，朦胧地知道远古曾有过公有制时代，这是一回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科学地认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这又是一回事。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根据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会，分析前人对原始社会所有制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原则区别，并对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走向新的经学研究

为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建校100周年,2005年11月5日至6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以下一组文章即为国内外著名学者为这次研讨会所撰的笔谈,涉及经学研究与现代学术的诸方面问题,现刊登出录,以■读者。     

史学和经学

<正>史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同很多学科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有一门与史学关系甚密的学科，这就是经学。怎样把握史学和经学的关系？这就是本文准备探讨的问题。     

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

"以史为鉴",中国传统对此深信不疑。可是,它的存在与价值一方面面临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有力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隐喻",也非全无问题,有必要加以逻辑与事实的论证。关于第一方面。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历史经验的存在和价值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从他的话里可以揭示出三个问题:其一,历史经验给了我们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人从中得到任何教训;其二,即使有历史经验教训,人们也有拒绝的自由;其三,在古今变易中究竟有无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教训。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黑氏所说乃是悖论(paradox)。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对于历史教训之取舍,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可是对这一自由的选择结果,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了。而且,选择的历史前提条件也是不可以自由选择的。从拒绝接受历史教训而失败的例证,人们可以证明历史教训是存在而且起作用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是不自由中的自由而已。关于问题三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然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它就必然离不开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性。人类既然生存于历史长河中,那就只能满足于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过,历史的"变"之中也有其"常",历史流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常"在不同层次上并不相同,总之,只要在某个层次上有关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相应的经验教训就是有效的。关于第二方面。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以镜为鉴(就是镜),看到的是自己,而以史为鉴(镜),看到的却是它者,历史如何能够为镜?其二,"鉴"字源于"监"字,监的本义是人从器皿的静水中照见自己,而历史则是长江大河,江河流水如何可以为镜?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我们通过作为中介的镜子里所见到的自己只是自己的影象,它并非真实的自己,而是自己的它者、反映了自己相貌本质的它者。自我的认识实际上是必须经过作为它者的中介的反映(reflexion)才能实现的。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人们认识自己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需要或意向决定不同中介的选择,例如,欲知自己的形象可选用镜子,如须知道肺部健康情况可选用X射线照相,欲知自己的历史处境与前程则须选用历史书等。因此,对于"以史为鉴"这种隐喻的意义的深入理解,实际上也是需要逻辑分析的。     

40年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进展

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也是停滞的;他在《世纪历史的哲学》中指出:中国历史就是没有发展的历史。这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问题上诸多错误观点的理论根源之一。由于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中国史和世界史相互隔绝的情况,搞中国史的不研究外国,搞世界史的不研究中国,长久以来,黑格尔在世界历史范畴内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观点没有得到清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林志纯先生提出中西古代文明共同经历了由城邦到帝国的发展两阶段说;吴于廑先生提出世界史是由多而一(即从分散到一体)的过程,其中横向的联系推进了纵向的发展,纵向的发展又转而推进了横向的联系。这些观点说明中西古代历史具有共同规律,这对破除西方中心论有重要意义。不过,同中有没有异?怎样对世界史的统一性作出理论性说明?中国历史有没有变化和发展?刘家和先生在前人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以下观点:比较研究不仅要察同,从异中见同,还要辨异,从同中见异;世界历史是扬弃诸"小一"(国别史)而成"大一"(世界史)的发展过程;中国文明具有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中国历史经历了发展和变化而表现出连续性的特点,因此而成为世界史有机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这些观点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黑格尔的挑战作出的最有理论意义的回应。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我们知道,西方人讲究学术规范,用的是academic standards(学术标准),所谓标准很细致,也很明确,就像法律一样,人们的行为或合法或不合法,界限非常分明.     

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司马迁著《史记》,力求“通古今之变”。作为一位古代史家而能重视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他自然地受到了许多近代学者的赞赏。司马迁不仅重视历史上的变,而且重视历史上的常,尤为重要的是,他也重视历史上变与常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文理兼重 贯通创新

20 0 1年 8月 7日下午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了部分国防科技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指出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 ;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 ,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 ,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四个方面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勉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互相学习 ,优势互补 ,密切合作 ,共同进步”。他强调指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促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我校史学所所长龚书铎教授参加了北戴河会议。为深入学习江泽民讲话精神 ,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 0 0 1年 9月 2 2日 ,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学习讲话精神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座谈会。会议由社会科学处、文科学报编辑部和党委宣传部联合发起 ,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阚延河同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王新华同志应邀出席 ,出席会议的校领导有 :党委书记陈文博同志、副书记、副校长郑师渠同志、副校长史培军同志。会议由史培军副校长主持。龚书铎教授介绍了北戴河座谈会的具体情况。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