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思勉“经世致用”的史学观与实践活动

传统国学、新史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史学观的理论基础。“研究学问，为当世效实用”、“讴歌进化，寄希望于未来”是吕氏“经世致用”的两大特征。先生一生写了大量的时论性文章，倡言社会改革，在学校建设和改革、饮食革命、教学改革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     

试论诗人杨维桢的政治人生

诗人杨维桢有生之年大都生活在元朝升平之世,从心理上认同该政权,虽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但仍然积极出仕;张士诚建立淮吴政权后,杨维桢曾对其产生过幻想,但随即因张氏不思进取而对其彻底失望;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他一方面热情讴歌新朝,另一方面又因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所迫而采取消极出仕的方式以求明哲保身。     

宋濂与朱元璋关系略论

宋濂从元末以文名扬天下,自与朱元璋相知相遇后,便以帝师身份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治理国家,教育皇子。然而,宋濂与朱元璋在议孔与政治上的分歧,使得二者愈离愈远。终于,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之机,促成了宋濂的悲剧晚年。宋、朱之矛盾,实则也是明初专制皇权下君臣关系日趋冰冷的反映。     

再论袁崇焕之死

明末重臣袁崇焕之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崇祯帝误中反间计外，阉党余孽的构陷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袁崇焕自身的所作所为也有欠妥之处，给其政致以攻击的口实，这也是其死因的一个组成部分。     

诗人高启死因探析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秘事而招来杀身之祸,实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的诗文中的一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开始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士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言行.     

章学诚"史德"释义

章学诚的“史德”理论 ,要求著史者用客观的态度去书写历史 ,避免主观情绪 ;著史者的心术要符合纲常名教 ;要考虑到古人的设身处境 ,不可苛求于古人     

也谈“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之不仕可分为三种类型：热情讴歌新朝，受事不受官，以杨维桢为代表；积极入仕，对新王朝由希望到绝望，旋即因惧祸而退隐，以高启为代表；忠于元室，甘为遗民，拒不与朱明合作，以戴良、丁鹤年为代表。选择不仕的文人主要生活在江浙一带，他们在明初士人群体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文人不仕背景多样，其共性在于元明两朝在江南统治的巨大反差。     

略论运河苏州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苏州的历史发展与运河的开凿休戚相关。从秦汉始,苏州演变为江南大都会,至明清时臻至顶峰。长期的古典式繁荣使得苏州积淀了丰厚的运河文化遗产。现阶段苏州各级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现有的工作对于某些品牌性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缺乏深度关注。只有坚持加强立法执法力度、加大经费投入、扩大宣传力度等工作方针,才能使苏州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谐统一,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制度、琐节与反思:明代文人笔下的国朝胜事

明前中期文人认为,本朝胜事除明太祖的个人品行外,多有关于宦官、外戚、兵统、刑罚、朋党、避讳等制度创举。明晚期文人笔下的胜事则关注生活琐节,对明代社会问题全然不提。明亡之后的反思认为,这些所谓的胜事未能与时俱进,最终成为明朝衰亡的症结。     

略论元明清三代对江淮运河的治理

江淮运河乃沟通南北运河之枢纽,元明清三代政府都极为重视对其整治与管理。元政府一方面防止其北段与黄河合流,另一方面加强整治淮扬运河,但随着元代海运的兴起,河运的整治与管理逐渐流于形式。明政府整治湖漕的重点在于疏浚清口与修建闸坝。清代康熙治河工程主要集中在清口、高家堰和海口三处。明清时期还加强了对河运的垂直管理。三代政府对江淮运河的精心治理,使得南方巨额的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并促成了运河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城镇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