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情"

乐以情为“本”，音乐作品之生命，首在于“情”，乐离“情”，则失其感人之力。乐以“形情”，决定其须“唱情”，惟“唱情”，才能体现乐以“形情”。“唱情”，就须得曲情，若缺少此感情体验，就须“移情”。音乐最擅长于表达感情，故亦最能“陶情”。文章想通过对“形情”、“唱情”、“移情”、“陶情”的阐释，论述中国古代“情”的音乐美学思想之高深，使其在新的理论层面上得以升华。     

管窥音乐教育中和谐、协作精神——基于中国传统的音乐美育观与艺术精神

音乐美育在本质上是培养一种和谐与协作,尤其是现代的音乐美育应从我国古代的音乐美育观中汲取有关智慧,把培养“情深文明。气盛化神”的人作为其最高境界：应该秉承全面“立人”的美育宗旨,培养学生丰富而细腻的生活体验,和谐而深刻的艺术情感．以及平等而协作的群体精神。现代青少年的音乐教育和他们自身的音乐学习,有着强调个人情感宣泄和谋取自身功利目的的显著特征。强调自身初步的音乐体验和情感宣泄,往往会导致背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生命境界之追求;强调自身单一的利益地位和功利维护,则往往会导致背离“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艺术活动之原则。     

对克利福德·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解读

格尔兹是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创立者,其阐释人类学目的,是要求人类学应该借助社会话语对文化作符号形式的“理解”,应该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概念和语言去构筑其世界,进而达到阐释其社会心理、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审美观。他的阐释人类学不仅体现在对认识论意义的弘扬和阐发上,而且也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破译和对文化行为的“深描”上。特别是他对田野工作中“emic／etic”的新的认知以及他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和对其含义的扩展,为今天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提供了一种视野和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