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保护公民救助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民救功行为作为一种无因的、自发的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本能的自发善举和人一陛向善的力量追寻。然而．由于缺乏制度、法律的规约,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人们,道德选择多维,价值判断模糊。这一段时间来“行善反成错．诬告反得利”不断冲击着道德底线,使人们的道德感和行为形成了错乱。目此,仅靠道德自觉不能完全支撑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大厦,法治的社会更需要依靠法律给救助者以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等文九点商榷

项羽乌江自刎,《史记》《汉书》写得非常清楚。近年有人说“项羽不死于乌江”,而是“身死东城”。殊不知秦汉时期乌江属于东城,“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是一回事。其说以《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为代表,故我们与其商榷,考论是非。     

对法治中国法律问题的思考——无法可依问题的辩证认识

本文写在中国法律界庆祝法治国家的法制建设大厦落成之际,对法治中国法律问题作一些尝试性的法理探索与思考。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原理,对法治中国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因为在探索过程中发现法治中国的法律问题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系列性,因而笔者在本文中重点选择无法可依问题进行解剖研究,并阐明了笔者研究的结论,既在法治中国无法可依是历史的必然,更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必然。     

激发兴趣,养成课外阅读习惯

阅读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充满无数稀奇、可能的想象和幻想世界,从而促进学生的思维以及认识世界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发展.小学低年级阶段是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抓住这个关键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而且能使其终身受益.     

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

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史学思想颇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崇真实,疾虚妄,立真伪之平,确立纪实为史学第一要义;反对崇古卑今,强调今胜于古,主张写当代史;推重司马迁少臆中之说,是书汉世实事之人,以其为杰出的历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崇尚实录、重点写当代史的优良传统,为构建司马迁实录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丰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写《史记》终讫考

一、《史记》终讫问题的缘起司马迁写《史记》终讫的时限(简称《史》讫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有说讫于元狩获麟,有说讫于无封六年,有说讫于太初,有说讫于天汉,有说讫于太始麟趾,有说讫于征和,有说讫于武帝末年,甚至还有说讫于昭宣时代,所说几近十种。至今仍然纷云,未获定论。我个人以为,司马写《史》基本上讫于太初,个别文字写到天汉。《史》讫问题众说不一,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史记》各篇记事的下限,往往不一。大多止于太初之前;但也有讫于太初,或讫于天汉,或讫于天汉     

《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以传汉初三杰为例

《史记》传记文学有传如其人、传神写照、不虚不隐、善序事理、寓意其中等五个特点,换言之是：真实、确切、生动、明理四大要点。这些要点,包含了传人记事的事、文、义三要素,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由此阐发和推论,则《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确切、生动、明理四个特点,也就是中国传记文学传统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