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

随着西方科学的广泛传播，晚清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清末国人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词语演变及词义差异中，即可看出当时国人“科学”观的变化过程。     

抗战时期中共的“北伐”记忆与抗战动员

"北伐"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共两党有共同历史记忆的重大事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以北伐记忆的方式加以重叙,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历史资源。北伐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共阐述联合抗战、军民协作、重建"党军体制"的有力号召;国共"分裂"的历史记忆,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合作的抗战策略提供了历史借鉴,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党形象;"三大政策"的记忆,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理论基础,打击了投降派和取消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主张,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吕振羽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带来了中国史学的根本变革。吕振羽继郭沫若之后发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上古历史,初步建立起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科学体系,并摸索出一套研究原始社会史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之一,并由此奠定了吕振羽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之一的历史地位。     

从“陈寅恪热”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90年代学界的"陈寅恪热"与国学研究的兴起,意味着中国史学的一系列变化。无论是在看待史学研究的价值、史学思想,还是士学研究的取向、史学方法上,90年代的学人及学风与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与推崇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热"实际上是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变化的信号与标志。     

史学反思: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

新时期中国史学是在不断改革中向前发展的。随着中国社会改革浪潮的到来，现实生活的巨变，向中国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史学界在“史学危机”的压力下，通过史学自身的反思，寻求史学摆脱困境的途径，从而提出了许多史学改革的设想，成为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史学改革的起点。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

20世纪30至40年代,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在研究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华民族史、中国通史等领域,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史学科学化：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新思路

史学科学化是近代中国史家的一致追求，也是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尝试从史学科学化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史学的行程，是近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可为重写近代中国史学史提供一条新思路。     

杨匏安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五四”时期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 19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雷激荡的一年。是年,15岁的杨匏安中学毕业,为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东渡扶桑,来到日本横滨求学。在日本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在繁重的打工劳动之余勤学不缀,广泛涉猎近代西方有关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和文艺方面的     

吕振羽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吕振羽从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转向历史研究、参与社会史论战的过程战促使吕振羽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抓住论战的三个核心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商业资本主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驳斥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击,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斗争意义。他提出的“殷商奴隶制论”、“西周封建论”、“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转化论”,奠定了他在古史研究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