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掠影——访日所见

今年3月,我应大阪外国语大学亚细亚研究会和日本关西地区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邀请,到东京、大阪、神户、奈良等地作学术访问。大阪外大并不是一个专攻外国语言的培训学校,而是一个专门研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性大学,仅有关中国文化,就有几个不同的研究室。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有关中国的藏书之多,是我未能想到的。我用3天的时间,参加了亚细亚研究会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学术会议。亚细亚研究会主要研究中国、朝鲜、蒙古、印尼、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越南、缅甸等国,以及阿拉伯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问题。有关中国的人文历史及其对外关系,     

抗日战争的历史特征和伟大意义

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特征及其伟大意义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第一、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帝斗     

胡乔木晚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再认识

胡乔木晚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倾注全力,认真研究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和新见解。他主张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探索,不断更新;要正确处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列经典著作中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的关系;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必须使全党把工作中心彻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坚持一切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必须善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等。这些思想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要正确评价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和作用,是国内外史学家、包括一部分政治家和军事家一直讨论的问题。苏联一些史学家坚持认为,在西安事变中,唯一正确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立场,是他们“倡议”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帮助”我党纠正了“错误路线”,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和平解决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等。为了印证上述结论,苏     

关于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问题──也谈《项英传》

《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刊载有金冶同志批评王辅一著《项英传》的文章,认为不能说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对蒋介石的方针政策有失误;认为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对这两点均持异议。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确有不准确和失误之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形势紧张、情况不明、情绪激烈的条件下仓促作出的,其中对项英的批评多有过头之处。应分清其正确与错误,不能笼统地肯定。批评《项英传》的同志,在论战时,只引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对自己有利的话,对书中对自己不利的话则有意回避,这种作法也是不严肃的。     

《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出版

《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出版李良志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策划，武月星教授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下称图集），现已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海内外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地图集。图集共分７部分；由２００余幅大小地图，...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1945年9月2日,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向中苏美英四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天,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日本统治阶级,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实行了一条对外扩张、掠夺的路线.二十年之后,日本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其对外路线,进一步发展为妄图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对邻近的中国垂诞欲滴,1894年至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并迫使腐朽的清政府屈服,割去了我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夺去了我国的旅顺、大连与南满铁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党的任务是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决定召开三中全会。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致电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二月十五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四人,在     

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抗日战争史通俗读本--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纪念中国抗战胜利40周年以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出版,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资料、论著、译著的出版问世,真有如雨后的春笋,满园的繁花,不但数量多,研究领域广阔,而且学术和写作水平也大大提高.但也要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之处,即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对中国13亿人口中的广大青少年群体学习抗日战史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大意义重视不够,没有能针对他们的特点,撰写为他们所喜爱和容易接受的抗日战史书籍,以教育他们牢记国难,毋忘国耻,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十分可喜的是,这一不足和遗憾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重视,并由他们作了弥补.     

一次有益的史学交流——访苏散记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于9月上旬在基辅召开大型学术讨论会,并邀请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李玉贞同志参加,遗憾的是当我们到达时,学术讨论会已经开过,我们只有完成第二项任务——学术访问了。我们先后访问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马列主义研究院等研究机关,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苏联学者渴望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急切心情,以及他们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共产国际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