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的制作与篡改——以广西恭城为中心的讨论

碑刻不仅作为历史文献的载体,其本身亦应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通过利用广西恭城的碑刻资料讨论碑刻的制作与篡改过程,着重探究刻工群体、碑刻制作成本与象征意义的生成,以及碑刻篡改背后地方社会的运作实态,并进一步提出地方社会中碑刻文化的意义。     

爪牙与叛逆：胥吏与清中期白莲教起义——以乾嘉之际白莲教“当阳教团”为中心

清乾嘉之际白莲教“当阳教团”中一些胥吏成为起义首领。胥吏与城乡各阶层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亦为他们传播与扩散白莲教的宗教网络。业缘关系、衙役的差派体系以及血缘、地缘关系等,是胥吏群体内部习教以及在城乡社会中传播与扩散的重要途径;通过上下级衙门公务往来而形成的胥吏关系网络,白莲教得以打破地域界限进行长距离的扩散。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白莲教的扩散方式与组织结构。     

地方政治空间的权力逻辑：明代广西府江兵巡道之成立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