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翁：新中国成立初期识字课本中的工人形象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时期出版的工人识字课本描述了工人从“当牛马”到“做主人”的转变,礼赞劳动光荣;通过对国家象征符号的书写,强调工人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增强工人对自我形象的认同;提出工人作为建设者,要遵守现代工业建设的劳动伦理,成为好工人。借助工人识字课本这一重要载体,党将工人的主人翁形象建构和工人的政治、文化、生产知识学习结合起来,并置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中,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涵特征。     

试析改组后中国国民党的党务运作——以中国国民党在广东进行的政治动员为个案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政治精英们利用在广东巳有的政治资源和巳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采取组织控制、建立外围组织、利用合法舆论和政治纲领以及受训控制等多种手段,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党化教育,以人力资本、精神力量弥补了自身资源不足,取得了较好的政治动员效果.但由于盲目发展党员,党员素质良莠不齐,基层组织散漫,凡此种种,无疑降低了国民党的整体素质.     

试论清末的《公司律》

试论清末的《公司律》李玉，熊秋良１９０３年，清政府公颁布的《公司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公司法规，在清末经济立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公司经济（股份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兹对该法的内容、特征及作用作一番剖析。一公司是社会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条件下产...     

论民国初年的公司法规

民国初年,中国公司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洋政府颁布了以《公司条例》为核心的一系列公司法规。本文详尽地剖析了民国初年公司法的产生、作用和局限,指出民初的公司法规是近代中国首次出现的经济方面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法令体系,它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公司法的模式,在中国公司法制史上明显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初的公司法规在实用性上还有许多欠缺     

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

本文以范旭东为例，论述了传统文化在中国民族实业家创业过程中的体现，试图说明传统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谐结合，对近代中国民族实业家的创业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一大特色，同时为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诠释     

试析郭嵩焘在长沙的洋务宣传活动

城市民众意识是各种意识形态的集合体。虽然一定时期内城市民众意识集合体中势力最强的一方，决定城市“社会思维场”的大致方向，但在近代中国城市中非主流意识的发展往往使城市“社会思维场”方向发生逆转，促使中国城市走向近代化。郭嵩焘出使归来之后在长沙进行的洋务宣传活动便是明证，它给长沙这座“铁门之城”注入了新血液，在一定程度上为甲午战争后长沙跃升为南中国维新运动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前长沙民众心态特征研究

甲午战争之后的长沙,是南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但甲午战前湖湘文化固有的较为开放的学风和经世致用传统并未在长沙得到推广,长沙绅民表现出的主要是藉湘军“翼教”成功之后进一步强化的自负心态与救时卫道责任感,并由此流衍为炽烈的仇夷拒洋与“耻闻洋务”习尚。这种守旧习尚明显阻遏了洋务事业在长沙的开展,对长沙的近代化启动带来了较大的延缓作用     

“翼教”派略论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翼教”派的评论多持贬议,认为“翼教”派士绅顽固守旧,反对变革,与维新派之争完全是权利、利益之争。实际上,“翼教”派与维新派之争主要是学风、学理之争。“翼教”派士绅是不反对变革的,问题在于如何变,变到何种程度。对此,他们只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坚决反对学习西政、西教,不愿推进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建,仍继续着洋务派的旧梦,这可以说是“翼教”派变革思想的致命缺陷。     

论伍廷芳的法律思想

伍廷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深谙西律，毕生致力于推动中国法制改革。在主持清末法制改革之时，他以西方资本主义法系的＂轻刑＂原则对《大清刑律》进行了重大改革，首次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并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商律。辛亥革命后，他积极投入到中华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中，在尚法、争取司法独立、采文明审判．制度等方面贡献良多，使他的资产阶级法制思想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