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法讲授历史课的尝试

一、研究讲授方法的重要意义 课堂讲授是文科教学最基本的途径,文科教师理应更加注重讲授方法的研究。但时至今日不少同志仍对此认识模糊,甚至认为“只要有学问就能讲好课”,“只要口才好就能讲好课”,把研究方法这件大事看成是中学老师的事,不屑一顾。我在执教之初也曾有过此类倾向,自恃记忆力、表达力强,脑子里东西多,而不想多费功夫去研究方法问题。接连讲了几年课,书也越读越多,治学方法稍有所得,教学方法则少有体会。随着教学实践的延续和教育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担任室、系主任以来,通过反复总结个人     

关于“不毛之地”与“食土之毛”——兼与陈殿玺同志商榷

《辽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今年第1期所载陈殿玺同志的《“不毛之地”新解》一文(以下简称陈文)认为“不毛之地”应解释为“不长五谷的地方”,我赞成这个意见。但对陈文反复强调“毛通苗”的新解,读后却疑窦丛生。把“不毛之地”解释为“不长五谷的地方”,早已有之,略举几例如下: 1.近者如上海教育出版社《汉语成语词典》(甘肃师大编)第58页“不毛之地”条云:“不毛:不长五谷的地方。指贫瘠的土地或荒凉的地区。《公羊传·宣十二年》:‘锡之不毛之地。’”     

张衡传

一公元78年(东汉章帝建初三年),我国古代杰出的大科学家、发明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张衡(字平子)诞生在南阳郡白河之畔的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县境)。张衡的祖父张堪担任过蜀郡太守和渔阳太守,很会用兵打仗,曾多次率兵击败侵扰地方的匈奴军队,并且注重发展生产,曾组织人力开辟了大片的稻田。张堪是名闻当世的人物,但到张衡出世时,他早已病故了,家里的生活很贫寒,有时不得不接受亲友的救济。张衡读书非常刻苦,求知欲特别旺盛,学习的热情极其饱满,“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     

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学习郭老的治学精神

无产阶级卓越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渡过了八十六个不寻常的春秋之后谧然长逝了。海内外许多熟悉郭老的同志和友人,在痛定思痛之中,纷纷著文悼念这位文化巨人。我是与郭老相差一代甚至两代的后生晚辈,除了做学生时有幸听过他的学术讲演和在某次国庆游园时远远望见他一回之外,再就是在报刊照片和在银幕上看到他了。但是,在象我这样一些年轻同志的心目中,特别是搞文史的年轻同志的心目中,郭老的形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

十九世纪末叶,先进的中国人看到西方“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和“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的确凿事实,①产生了学习外国的强烈愿望,于是乎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四出留学。清末民初中国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②留日人数居于首位,其中有一大批是专学军事的,又大多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些人的出国动机和归国后的所作所为,当然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他们与中国近现代史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故陆士与该校中国     

略说贞观之治之吏治

贞观之治的吏治备受史家称赞，其经验弥足珍贵：１．君臣高度重视吏治并有很高的理论见解；２．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以身作则，带头清廉，为广大官吏树立楷模；３．自觉认真地进行吏治教育；４．选官突出清廉；５．严明法律，严肃官风，严惩贪官污吏     

略论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文化的变革

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指出:“一切先进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和二百五十年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进行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留下了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日本明治维新留下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更多。日本史学界有些人甚至否认它是一次革命,而只不过是一次改革。②但谁也无法否认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是日本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重要标志。     

《关于古代日本称中国六朝为吴》质疑

原田淑人博士认为古代日本称中国为吴是一词兼孕二义,首先是指的三国时代孙吴的吴,因古代日本同吴接触较多;其次是日本语吴的读音可作クし,而クし的意思是天快黑,也即日没之处,西方。韩长耕先生在《关于古代日本称中国六朝为吴》(载《历史研究》79年第二期)一文中,论述了自己不同意原田关于吴有二义的观点,认为吴只有第一义,并加以发挥,断言吴“别无他义”。我觉得原田释吴的第二义是颇有道理的,而其第一义倒是值得商榷的。愚者千虑,容有一得,故不揣冒昧,略陈管见,以就教于长耕先生。     

关于蒙恬伐匈奴暴师于外及秦民与越人杂处的时间问题

在《史记》中,直接涉及蒙恬伐匈奴暴师于外时间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处:1. 《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筑长城,……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黄河),据阳山(今内蒙古狼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2. 《匈奴列传》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似当作“三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秦始皇本纪》记作“三十四县”,似误),徙適(谪)戍以充之。”“十余年而蒙恬死,……”3. 《主父偃列传》载:“秦皇帝不听[李斯之谏],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约当今乌加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     

孔子的霸道观

霸道与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一对相反的命题。前者指凭借武力、威势和刑法等进行统治的政策;后者则指以所谓仁义治理天下的政策。王道的概念起源较早,相传为箕子向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尚书·洪范》中就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名言。春秋之世,诸侯争霸,霸道大兴。而孔子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文武向来被尊崇为实行王道的圣王,故孔子向往王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王道与霸道本是君主统治人民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并非水火不容,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