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淄川士人的社会交往与空间转换

通过对明清时期淄川士人社会交往基础和交往形式等问题的探讨,反映处于不同空间层次之士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因素等影响,其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认同的基础要素是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遭遇和共同的志趣,而社会交往正是这种认同的重要表征。     

浅析传统社会教化的冲突与认同——以明代山东为中心

传统社会教化之下,由于施教者、受教者等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念不一,认同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因此,明代山东教化实践过程中总是呈现出种种冲突现象。但是,引导人们理解朝廷颁布的道德规则并使社会不断和谐,正是教化的主旨所在。因此,从此层面来讲,冲突与认同作为矛盾而又统一的社会现象,一直共存于教化之中。     

传统孝文化的传播与外延——以明代山东为研究对象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秦汉以后，孝德观念日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宋明作为封建理学极力推崇的时代，更加注重对孝行节义的旌表，同时其传播途径也更加广泛，内容也不断外延，并且由此而形成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孝文化。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从榷关税收看明朝的纵商行为

明朝中后期商业繁荣,主要体现在市镇的兴起、商帮的出现、频繁的区域性物流等方面。按照常规思路分析,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的背后,应该是商税征收数额的增加。但是,通过对明朝中后期榷关税收统计所呈现的数据来看,出现了一个怪圈,那就是这一时期商税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究其原因要归咎于商人千方百计逃税、地方官员督办不力等多个方面,而源头则在于明朝政府的纵商行为,这也正是一直以来我们往往受传统重商思想所遮蔽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明朝对于商人的实际控制能力。     

明朝中后期婚俗、婚姻价值观初探

通过对明朝中后期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 ,探讨了当时嫁娶的奢侈以及男女不同阶层选择配偶的不同标准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婚姻的进步追求和婚姻形势的变化     

明代山东社会风俗与俗文化的传播

风俗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社会习惯,体现着人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明代山东的社会风俗在弘治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中体现了风俗的随意性,说明国家所采取的任何一种移风易俗的教化措施都未必能起到预期效果。但风俗的稳定性同样也使得一些传统的婚丧等礼仪今天仍然保留。     

明代山东官员与教化的执行

在明代教化主旨之下,山东地方官员作为传播教化思想的主体,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在政治行为中,对百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官员对百姓教化的突破口,主要在于官员自身修养及其将国家强制政策转变成百姓的自觉意识。     

明代山东妇女与社会教化

在对明代山东各阶层妇女与社会教化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妇女群体一方面积极实践社会教化，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脱离社会教化的非主流现象。     

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生存之道的适应性选择

就士人群体生存之道而言,不仅仅受其社会经历、知识结构、生存环境等影响,还基于传统道德原则、明清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环境等作出适应性选择。山东士人群体也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其生存之道展现出多样性。有些士人坚守忠孝仁义之理念,不向权贵低头;有些士人则舍弃道德原则,选择寄生性的生活;还有些士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羁绊,崇尚自然,追求朴真,以隐逸来摆脱尘世的浊与俗。凡此诸种适应性选择,均是处于不同层次之士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但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士人传统价值观,依然构成其生存之道的主流,并与其他非主流观念不断整合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