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形象词语的构造及其与修辞的关系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汉语词的形象色彩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无疑这种探讨是有利于我们对汉语词的特征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汉语的特征之一就是构词、构句、修辞的一致性,汉语的复合词往往是运用构句的原则结构而成的,笔者在学者专家们的启迪之下,仅就汉语中的形象词语的构造和修辞的关系谈些粗浅的看法。     

关于语用与动态语义生成问题的思考

静态语义和动态语义是语言体系中两个性质相互对立的语义集合。语境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是动态语义生成的必要条件。语言表达的思想和意义是同一载体的两个语义层次。语言的逻辑结构和语法结构的关系,意义寓于逻辑结构之中,对逻辑的结构的分析旨在揭示隐性的语义成分,并对其客观的真实性作逻辑的指证。语言的创新决定于心的功能,即指人对事物的观察和体验以及思维的能力。     

浅谈鲁迅小说的语言

鲁迅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的全部著作具有各方面的典范意义,在语言方面,其用词之练达,造句之严谨、修辞之精当,也不愧为现代汉语的典范。鲁迅很少谈到自己的语言风格,有时在评论他人的语言时,也偶有涉及,他曾说:“钱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可疑惑,故于表白意见,”而他自己则“意在简练,好作短文,好用反语,含蓄曲折,常招致误解,有时竞大出于意料之外。”(《两地书》)这里主要指他的杂文而言,他的小说何尝不是含蓄简练?当然,鲁迅小说的语言,远不是含蓄简练所能完全概括的,但是含蓄简练却是小说语言的主要特征。本文拟以含蓄简练为主,试从词语、句式、修辞三个方面,对鲁迅小说的语言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汉字简化势在必行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这是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大成果,是亿万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极为重视和关心文字改革工作。早在一九四○年毛主席就曾指示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①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又明确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②一九五八年二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亲自作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汉字问题断想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优缺点共生。以形示意是汉字致命的弱点。直觉型思维模式论有一定局限性。以形示意和见形知义之间有较大差距,强调见形知义会产生不良的认知导向。汉字由形意密合结构模式走向形音密合结沟模式。汉字文化和汉字工具是汉字具有的两种属性,彼此相互依存。汉字工具性质是汉字文化延续的必要条件。     

论成语中数的模糊性

成语中的“数”是指成语结构中表示数目的语素,这些数语素从“一”到“十”,直至“百、千、万”,于成语中屡见不鲜,其语义成分也较复杂多变,绝大多数成语中的“数”呈各种不同程度的模糊状态。数是一种计算数量的特殊语言符号,从静态语义方面来看,它本身的功能决定了数的语义的单一性和精确性。但是这种计算数的特殊语言符号,往往在非计数的言语交际场合中出现,它和语言里的一般词语一样,要受到语言运用方面的某些规     

语境──语义的信息源

语境语义是指在言语交际中，由于语境的异化作用而使语言中某个词语产生异变的语义成分。本文借鉴西方语境论者的观点，从汉语语用角度对语义异变情况作些描写与分析，旨在超越传统的静态语义观，从动态语义方面来观察语义之现状，并企望有益于深化语义的教学与研究。     

谈鲁迅小说的词语艺术

鲁迅的小说,以深刻的革命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著称于世,作为文学因素的语言,也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优秀代表之一,它从语言的各个方面,显示了现代汉语的优越性,成为我们学习语言的光辉范例。“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一个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语言艺术家。鲁迅是十分重视语言的提炼和加工的,鲁迅的创作实践证明,不断地注意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丰富语言的各种表达手段,是提高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重要途径。从鲁迅的手稿(包括杂     

叹为观止的外交辞令——周恩来（1898—2004）诞辰纪念

周恩来富于哲理性的论辨和谈话，体现了中国传统化和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新外交理念，并折射出周恩来的思想品格和道德精神；他的论辨之辞言简意赅、事理通达、辞锋凌厉；从战略高度对语言的表述作严格的审视和细微的辨析；幽默的语言艺术是周恩来智慧的亮点，是外交辞令中最具华彩的乐章。     

反义词三论

一论反义词之“反”反义词是以词汇意义的相反或相对为基本特征的一种词义现象,它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相互对立在词义中的反映,简言之,反义词的性质特征表现为一个“反”字。但是人们在定义反义词的性质时,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