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中国近代企业家》一文的质疑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在形式上占据主导,并兼采各种思想的多元文化综合体,这种“礼”文化中不含所谓的“商化传统”;且与封建的官僚政治,小农经济秩序相耦合,迟滞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近代,于夹缝中生存的近代中国企业家是一群竞争,开拓精神与民族意识皆备的群体。     

略论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农业观的近代转型

伴随洋务运动的深入及重商思潮的形成,倡导“重商”的改良派知识分子的农业观念开始转型,形成了适合近代社会的新理念,即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观;建立新型的农业技术体系;提倡农学教育,发展知识型农业。这是国人对农业问题认识深化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     

资金构成与合作社的“异化”——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考察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合作事业,是在先天不足情况下(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背景)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而推进的,因而合作社资金结构呈现出畸形、失衡状态.这一偏颇资金构成促使了合作社的"变异","异化"成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政府实施管制经济、控制乡村、整合意识形态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政治性组织,以及为乡村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新的集团高利贷".所有这些,既有悖于合作社公开、公正、平等基础上"共同经营"、谋社员"共同利益"原则,又未能符合其联合弱者救济贫穷的精神主旨.这种"蜕变"是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秩序恶化、农业经济萎靡和基层政治失控的一种折射.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的废苛减赋运动

20世纪30年代，面对弊窦丛生的捐税征收局面，南京政府颁布训令，要求地方限期对辖区中田赋附加和苛捐杂税进行整治。此项社会经济改革运动，在减轻民众负担、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的监控和促使地方税收由无序向有序的进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南京政府在广延度、综合度和强度方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再加上中央心存敷衍及地方财源的枯涩，最终制约了废苛减赋运动的深入。     

试论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合作化的认识与实践

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贯坚持的一项方针、政策.大革命期间,中共在组织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已经提出农村合作化的构想,只是当时条件未备,尚未付诸实施.土地革命兴起之后,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各种合作社开始在根据地设立,由此掀起了红色区域内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合作社的开办对于促使农村建设、改良农民生活、改善乡村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加强农村的秩序化和生产的社会化方面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晚清世纪之交新知识分子救亡心态透视

戊戌政变至1993年间,正在崛起的新知识分子作为中西新旧文化间的一群"边际人",呈现出两种政治性极强的救亡心态拥帝斥后的保皇心态;反清排满的尚武心理.这两种心态对于他们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有较大的助推作用.     

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

维新运动之后,正在崛起的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之间的"边际人",对于1900年爆发的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呈现出甚为驳杂的心态.其主要表现为: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态;同情赞赏之态度.而造成诸种心态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耦合.这最终亦导致了他们与下层民众运动的隔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近代民间组织

任何一个社会的进化,从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必然会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这对于近代以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后的中国,伴随着经济领域市场化因素的增强和西风东渐潮流的裹挟,以及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增强,社会领域开始发生了分化,即从先前的“单质同一性”社会向“异质多元性”社会过渡。这一过渡时代的重要标识就是:以国家监控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甚至社会并不存在的“全能主义”时代逐渐衰微。其表现     

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

乡村合作运动是南京政府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为整合乡村而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其起始于江浙两省，然在自上而下进行中，因其与基层的政治体制变革紧密相连，过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行，导致合作社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现象所侵蚀，“变异”为地主富农豪绅的牟利工具。大异于政府的“拯救乡村”，“救济农民”之旨趣。此事例揭示：乡村自治和自组织能力的养成只应依靠农民和村落社会自身，而非政府单独的“行政杠杆”强制力量所能奏效。     

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

乡村合作运动是南京政府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为整合乡村而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其起始于江浙两省,然在自上而下进行中,因其与基层的政治体制变革紧密相系,过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行,导致合作社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现象所侵蚀,"变异"为地主富农豪绅的牟利工具.大异于政府的"拯救乡村"、"救济农民"之旨趣.此事例揭示乡村自治和自组织能力的养成只应依靠农民和村落社会自身,而非政府单独的"行政杠杆"强制力量所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