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潮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历史上以民为本、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明中叶以后逐渐萌生的“异端”思潮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表现；是对明王朝自中叶以后日益衰朽以至灭亡的严酷现实的反思；也是地主士大夫在极端君主专制下政治地位日益低下境况中的抗争行为。这股批判思潮虽然闪耀着理性光辉，对晚清思想之骤变影响甚巨，但并不具备反对封建制度的性质，也不属于近代启蒙思想。其代表人物并不是代表新的阶级呼唤新的制度，而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

《日知录》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引邱濬《大学衍义补》的话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江南税粮之重,由此可见。然而,终明之世,这个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而它对江南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谓江南,历代所指的地区不一,本文基本上系指通称之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     

明初选举制度述论

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对吏治的好坏以及统治的盛衰,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健全官僚队伍,从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便成了明初的迫切任务之一。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官僚的数量既严重不足,素质也颇成问题,致使朱元璋不得不采用学校、科目、荐举等办法来培养、选拔、搜罗一大批能够“事君抚民”的官僚。本文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这几种办法无畸轻重地同时并用,对明初统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还论证了多途并用的办法,只有在明初才能实施。对为人所诟病的科举制度,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辨析。对官吏的考核,是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明初的吏治蒸蒸,百职厘举,关系至为密切。     

《明夷待访录》读后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清代朴学“先导大师”之一的黄宗羲(1609—1695年)的重要著作,它集中地反映了黄宗羲以批判极端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光辉的政治思想。顾炎武在读了此书以后,大加赞赏,以为照此实行,则“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梁启超也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     

对朱元璋“右贫抑富”政策之剖析

《明史·食货志》载,朱元璋“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实行“右贫抑富”的目的,乃在于“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这是从元末农民起义以后错综复杂的情况出发,或者说从明王朝统治者的需要出发所采取的符合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政策。剖析这一政策,对于了解明初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都是颇有裨益的。     

略论王守仁“心学”的历史地位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本文不同意这种简单的作法,不赞成在唯心主义与反动之间划一等号。认为王学的产生,不只是为了扑灭人民群众心中的“贼”,而且是为了“辅君”、“淑民”,摆脱统治危机,使整个社会和谐地在封建纲常的轨道上运转。本文既指出了王守仁心学在理论上的缺陷和错误,又揭示了它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或者说具有某些理性的闪光。正是由于王学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程朱理学繁琐教条对思想界的禁锢,使人耳目一新,所以从之者日众,风靡一世。王学的末流,有一部分成了理学的“异端”,文章认为,这是王学合乎逻辑的发展。王学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论“靖难之役”的性质

“靖难之役”并不是主张革新的文臣集团与守旧的亲王、武臣集团之间的斗争，所谓藩王、武臣集团也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建文君臣并未实行过什么新政，而朱棣也并非一切都遵守祖制。“靖难之役”的实质是争夺皇位，削藩是其爆发的根本原因     

读《论李岩》——与孟凡人同志商榷

孟凡人同志在其所撰《论李岩》①一文中,对李岩作了全面否定。认为李岩参加农民起义是为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为将来投降明王朝作准备;参加起义队伍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顽固地站在官僚地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旧秩序,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干扰、破坏、篡改起义军革命路线;他的被杀,是与李自成在立场、思想和路线上存在深刻分歧的必然结果,是罪有应得。因此,“李岩绝不应该被同情或歌颂,而应予以     

论明初的吏治

吏治的好坏,与“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惨舒”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初的吏治与元朝末年和明中叶以后比较起来算是好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时,由于明初吏治的澄清,致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相应地有所改善,这同样是历史的真实。可是,过去我们对此却重视不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本文拟就明初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整顿吏治所具有的特点、澄清吏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明初吏治澄清的局面为何不能持久等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缺     

论朱元璋的治国之道

朱元璋在地主士大夫的影响和熏陶下,更由于儒学最适合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而接受了孔孟之道并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文章在阐述了朱元璋尊孔读经、制礼作乐、宣扬仁义忠孝等以孔孟之道治国的主要内容以后,以翔实的史料对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进行了辨析。认为严刑峻法只是朱元璋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在特殊情况下才被采用,只是诗书礼乐的辅助手段。决不能因为朱元璋使用了严刑峻法,就误认为他是以申商刑名法术治国,而不是以孔孟之道治国。“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对朱元璋的这一评价,无疑是很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