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文学评论与评论文学

文人相轻一直受"道德论"排斥。即使论道德也是单向思维,没有辩证关照。至于与道德无关的其他方面更无从关照。文人相轻的科学研究长期以来是空白。文人相轻的话语,十之八九是文学评论。文人相轻的发生,出于文人嫉妒和骄傲的心理驱力;由此产生的评论,以是否"公允"为标准衡量,缺乏前提,也弄错了对象。文人相轻的文本,有不少"有益"的"内存":既评论文学艺术,又创造文学艺术;既是方式,又是体裁。可以促进文学评论的发展和深化。在时空距离使道德关注疏离和淡化的现代以至将来,对相轻的文本审美体验和艺术欣赏成为可能。即使是"片面的深刻"也因其"精彩",成为与受众交流的第一切合点。其语言艺术对文学评论的语言建构有借鉴价值。     

内言、外言盖棺

内言、外言是汉语史中一个深奥难解的谜,古今中外著名学者都认为是注音术语。周祖谟教授40年代以等韵原理(音之洪细)解释了内言、外言,在学术界影响极大,今修订本《辞海》即依此说。本文作者曾撰《内言、外言发覆》一文,指出所谓外言是何休讲的《公羊》义理的典型例证,根本不是注音术语,更与音之洪细无关,从而动摇了周说。但对三个实有的内言例证却未作出解释。本文认为,三个内言例证都是晋灼在注解《汉书》的特定语境中的特殊用语,虽与注音有关,但与传统的解释迥异,其意图决不在等韵原理。“内”是指《汉书》,而不是发音部位的“口腔之内”。     

论元兢与陈子昂的诗歌新变观

元兢有突出的诗歌声律理论的贡献,还是追求诗歌新变的初唐先驱。他标举谢朓诗为审美对象,事实上是对当时流行的"上官体"的疏离和反拨,目的是托古以变今。谢朓诗情与景会,生命意识的忧伤,以及语言清丽洗练的特质,客观地影响了唐诗的创作。"玄晖诗变有唐风",从这一点说,元兢的激赏和推介产生了作用,不应该忽视其在诗学史上的影响。元兢和陈子昂相比,追求诗歌新变的目标和内涵是不同的,尤其是审美和思想的差异,艺术和明道的不同。元兢没有复古明道的明确主张,没有突出的思想影响,仅局限于艺术鉴赏的感性层面,背离了文学的传统核心价值取向,因此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如陈子昂那样高的评价。     

周敦颐与“二程”的文学特点比较

周敦颐的"君子人格"形成,既有其道德修养、立身行事的影响,也与徜徉山水,从事文学创作,通艺术,善审美的陶冶性情有关,而后者的影响不亚于前者。《爱莲说》是其人格外化的标志,风格清雅,是一流的文学艺术作品。他的诗歌以"真"、"清"、"劲"、"直"为特色,参与了宋诗风格的构建。周敦颐的性情和文心、诗心直接影响了程颢,不仅传其道,而且将程颢塑造成了诗人,使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程颢是道学家中深得山水灵趣的诗人,不过他的诗也常有戏谑调侃甚至文字游戏的成分,减弱了诗美。程颐性情受其先天禀赋的影响,限制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喜爱。他潜心于道学,没有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也影响了性情,形成了肤浅、片面的文学艺术观,对文学修辞、艺术表达等持排斥态度;他不通艺术,缺乏充分的审美体验;他没有文学创作的经历,不能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因此也不能进入鉴赏艺术作品的心理和精神状态,闹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