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文献为我解"疑团"

《中国集邮报》曾刊出《9旬张述惊爆"抗战军人"邮票内幕》的连续报道。作为这枚珍贵区票的设计者张述,他认为自己以前的记忆有误,只是"随便说说"。对此他提出新的说法。 (1)这套邮票发行时间不是1938年,而是1939年;(2)这套邮票原先有面值,老百姓不买,才成为无面值邮票;(3)这套邮票是由他自己一个人设计的。     

费拉尔并未参与加盖“小壹元”

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国邮票史·第2卷》在编写过程中，发掘过一批过去未公开发表或未被利用的原始文档史料，提供了清代国家邮政时期邮资票品印刷和发行的一些细节，据此可以纠正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些与史实不符的错误说法。其中，对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元邮票并非费拉尔主持其事提出了确切的史证。     

刚健既实 辉光乃新

《邓小平同志诞生一百周年》是一套设计得非常成功的伟人形象纪念邮票。这套邮票(包括小型张)上的邓小平形象,取材于邓小平同志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拍摄的照片,具有源于生活的真实性和自然性。设计者根据邮票主题内涵,独具匠心地对原照片大胆取舍剪接,删繁就简,巧妙设色,使邓小平同志的形象更丰满、更传神、更具时代的风采,因而就更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这两枚邮票画面看,设计者对摄影人像邮票是勇于突破、大胆创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枚(图1),选用1963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在首都机场登机前的照片。设计者删弃了原照片的其他人物和景物,整个背景换     

“文革焚邮”与军代表

集邮界每每回忆“文革”浩劫,总会提起一桩令人揪心的事件——集中清点、销毁国家库存邮票,其中包括一大批早期珍罕邮票也被扔进炉火里焚毁,有人称之为“不堪回首的邮票劫难”。被烧毁的珍邮中,首推上海海关移交的清代红印花原票761枚! 1997年台湾《邮史研究》刊出一篇文章(注),提及这批红印花原票的处理经过是:“‘文革’开始后,七十年代初,邮电部被军管,当时一位军代表下令留十枚, 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一枚、单枚票一枚、横四连二件,其余全部烧毁,即烧掉七六一枚红印花原票。”     

邮票背后几则鲜为人知的故事

设计家给毛主席“换军装” 1977年9月9日发行的J21《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6-2）为“毛主席在陕北”（图1）     

致纳税人的税单专邮封

2005年4月,广东地区的纳税人陆续收到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寄出的2004年度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俗称“税单”)。这是一枚精心设计、意义特殊的专邮邮简(见附图)。说它是邮简,因它沿虚线撕开后,有一份属于收件人的“税单”,上面列明纳税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实缴税款数额。邮简在收信人的名址页上,右上角是预先印刷好的邮资戳印,邮资机编号“粤CA14”,应是从珠海市一     

乐在"研究"中

世人都说"集邮好","研究"二字别忘了。 寝废餐忘苦探索,豁然顿悟我乐了。 这是我为集邮而自撰的《好了歌》。回首自己集邮的漫漫长路,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冷暖自知,甘苦自尝。若问"乐从何来"?答曰:快乐的源泉尽在集邮'研究'二字之中"。     

走进邮票美学的“桃花源”——读苏连第《邮艺馨语》

已故苏连第教授的几本邮票美学论著,是值得认真研读的佳作。苏教授生前是美学教育家,又是资深集邮家,这使得他的邮票美学著述具有精深的美学理论造诣,读之如步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反复咀嚼,有“豁然开朗”之感。苏连第伉俪合著的《中国邮票之美》是迄今国内少见的邮票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相结合的力作;而《邮艺馨语》则是他个人邮票美学著作的“精选本”:以邮论美, 循美释邮,是二者完美地结合。读他的邮票美学专著,完全没有晦涩艰深的感觉,反觉得新鲜活泼,好读好懂。     

漫谈集邮文献之"用"

"为用而集"已成为集邮文献收藏者的共识。然而,"集邮文献收藏者"只是一个专门群体的称谓。它的成员对集邮文献的收藏目的、价值取向、取舍侧重是"各取所需"的。单就"购藏目的"而言,大体可分为这几类: 1.学以致用型--为充实邮识、拓宽视野、借鉴经验、查阅资料而买书藏书。这就是陈志川所言: "要研究,先得读书"。这类成员最     

谈红印花原票

在中国邮票史上,红印花原票是"谜一样的邮品" --它原来的使命是作为晚清海关复出口派司制度完税凭证上的背胶印花,但自1896年9月18日在英国印竣并运交上海江海关之后,印量达100万枚的红印花原票却没有一枚当作印花使用过。它具有国名、面值和齿孔, 但它并非邮票,却荣踞清代珍邮"前四宝"之列。有确凿的海关档史资料证明红印花原票共印了100万枚,后来用作加盖暂作洋银邮票只加盖了近65万枚,尚有35万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