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抗战时期的宣传思想述论

张闻天不仅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杰出的宣传家。抗战时期,他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渠道地开展对外宣传,让国内外民众和政府了解中共的抗战策略,这对于重塑中共形象及在抗战的政治动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多重权力网络下的秘密组织——以抗战时期山西秘密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是秘密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在战争的影响下,秘密组织勃兴,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影响秘密组织的发展,在这几种力量的推动下,秘密组织出现了急剧分化、组合。中共以争取抗战为宗旨,以团结为主、取缔为辅的方针对秘密组织进行改造。阎锡山则利用了帮会的形式,改造其内容,进而使其成为阎的私人武装。日军以“以华制华”为方针,对秘密组织进行利用。抗战时期山西秘密组织分化、组合正是当时中国秘密组织状况的一个缩影。     

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体系的历史考察——以江西省为例

进入新世纪,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再次成为中央乃至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为此,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对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体系的建构力度,以通过降低个体成本投入来缓解中职教育日趋下滑的吸引力。实践证明,虽然这一政策本身缺乏内生性的动力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职教育规模下滑的趋势,呈现出积极的正态效应。     

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渔业经济建设路径及其困境

"取之于渔,用之于渔"是国民政府早期渔业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因此,渔业税费的征收成为这一思路践行的现实举措,但问题在于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建构的弱化及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缺失使其无法通过组织建构的有形体系来实现渔业税费的征收,而只能通过政府的权威以及社会名流的声望等无形资源来寻求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在实践中,这一无形资源因缺乏意识形态认同的支撑而显得软弱无力,导致民众在现实利益的诉求中不断排拒乃至解构政府的主张,并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弃"取之于渔,用之于渔"的建设路径。     

乡村教师：中共革命的播火者——以安徽农村党组织建设为例（1923—1931）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开始是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萌动、破土,后来转移到农村进行发动、发展而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政权.在这一渐次发展过程的初期阶段,乡村教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先锋、桥梁作用.这与中共党人初期成员的构成特点密切相关.较早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乡村教师,通过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和发动,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进而为其开展乡村革命积聚了强大的社会资源.     

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体系的生成逻辑——以江西省为例

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语境中,政府极力强化的重点是扩大招生规模,而忽视中职教育的内涵建设,这不仅导致其吸引力日趋下降,而且导致学生的主体结构发生变化.为适应这一变化,政府着力构建系统的学生资助体系以增强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怨恨视阈中的"清党"运动

1927年四·一二革命政变是国民党的一次清党运动,但这场旨在清除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由于军队以及地方势力的介入逐渐演化成一场屠杀．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运动,主要源于国民党对自己党权的担忧、国民党控制的军队与左派所领导的政党的价值认同差异以及农村资源的控制与反控制等原因所引发的怨恨心理促成的。     

控制与疏离:国民政府改组帮会的最后尝试——以"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由于宪政运动的发展,各种政治势力竞相呈现,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组建了旨在控制全国帮会势力的“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以便在政党政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这一组织的成立并没有达到国民党预期的效果,相反,却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最终取缔则更疏离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怨恨视阈中的“清党”运动

1927年四·一二革命政变是国民党的一次清党运动,但这场旨在清除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由于军队以及地方势力的介入逐渐演化成一场屠杀．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运动,主要源于国民党对自己党权的担忧、国民党控制的军队与左派所领导的政党的价值认同差异以及农村资源的控制与反控制等原因所引发的怨恨心理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