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闲话(四)

抱着某种特殊目的而故意删改古书和他人的著作,这早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前,就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乾隆皇帝弘历并不是“始作俑者”。上次《闲话》提到的弘历批评四库全书馆所进的《宗泽集》和《杨继盛集》,其原本都是康熙年间经过删改的刻印本。清初潘耒编刻其师顾炎武的诗文集及《日知录》等遗作,对于原稿也作了许多窜改和删削。章太炎为黄侃《日知录校记》作序,很有感慨地说,潘耒是顾炎武“门下高材,造膝受命,宜与恒众异:乃反剟定师书,令面目不可全睹,何负其师之剧耶!”接着又说,“盖亦惩于史祸有屈志而为之者也!”清初大兴文字狱,图书编刻者     

编辑闲话(三)

阅报,得知《四库全书》即将全部影印发行。这是今日出版界之一盛事,值得我们在大事记中记上一笔的。提到《四库全书》,就想起了鲁迅先生对此书的评论。他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他还把这同“明人好刻古书”、“今人标点古书”并列,说“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鲁迅的话是很激烈的。今天可能有人会认为他极左,但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假如有这样一位自以为很高明的艺术家,他看见了一尊唐人雕塑的佛像,觉得不够美,于是拿起刀子在上面大刻一通,改变了佛像的原来面貌,我们是该赞扬他作了“艺术加工”,还是应该骂他破坏了文物?     

编辑闲话(十七)

在某次座谈会上,大家谈到稿费制度,有位老同志说,不应当按文稿字数多少计算稿费,而应当按照文稿的质量计酬。从编辑工作的角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因为一篇文稿、一部著作开多少稿酬,负责处理稿件的编辑具有首先的发言权,故编辑不可对此不     

编辑闲话(十八)

“第一”,真是个值得人们羡慕的好字眼。在科举时代,在殿试时得到了它,便成了状元,可以做大官,光宗耀祖;在今天的运动比赛中得到了它,就当了冠军,可以拿金牌,有的还可以拿很大一笔奖金,像最近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杯乒乓球赛,波兰的格鲁巴得了冠     

编辑闲话(十六)

今年二月号的《出版工作》上,载有赵家璧先生的《出版家与出版商》一文,谈到他前几年“随声附和”了“要当出版家,不要当出版商”的口号,现在才讲实在话:“要当个出版家,先要当个出版商。”记得前几年有人提出的口号是:“要当社会主义的出版家,不当资本主义的出版商。”即在“出版家”和“出版商”之上,分别冠有“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字样,现在赵先生都省略了。这也     

编辑闲话(十二)

最近从友人处提到了一本《千家诗》。这本诗选我儿时只看见过,却没有读过.这次我从头至尾浏览了一遍,发现有署名司马光的一首绝句《客中初夏》,其末句云:“惟有葵花向日倾,”我一下发蒙了.前些日子我还在《闲话》中说宋人不可能看见向日葵。司马光的诗不是要打我的耳光么?急忙找来《四部丛刊》的影印绍兴本《温国文正司马光文集》,一查,没有发现这首诗。我就怀疑它是明     

编辑闲话(十一)

某学报刊出《论精神产品》一文,说精神产品应该“商品化”,其中讲的一条很重要的理由是:“精神产品如果不能按照价值规律参与社会商品流通,那么,精神产品不可能摆脱物质基础的纠缠而受制于物质资料,在社会关系上,就表现为精神生产者对物质资料占有者的依附。”结论是,“精神产品的商品化,……这正是繁荣社会精神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     

编辑闲话(十四)

“文史一家”,这话讲得有道理。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新唐书》说他“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大师,恩格斯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法国‘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都说明了“文”等于“史”。而我国古代两部历史名著——《左传》和《史     

编辑闲话(七)

当编辑,需要多一点知识;并且应该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编辑的知识来源主要是靠书本,也有来源于实际生活,来源于自已的和别人的实际生活的经历。有时候,这种实际生活的知识,可以补书本知识之不足;而有的文稿中的某些错误,如没有有关的实际生活的知识,也是无从发现加以纠正的。林伯渠同志的《爱晚亭》一诗,在一选本中有编者加的题注说:“爱晚亭:在长沙岳麓山下,亭的取名本于李商隐《晚晴》:‘天意怜     

编辑闲话(九)

我国古代文人好像一般都不大会算账。写文章一碰上需要算一算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清楚,连算一算自己的祖宗三代,也会令人感觉到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是我随便翻书得来的一个印象。顾炎武的《日知录》上有这么一条: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状》曰,出于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