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序方式: 共有6条查询结果,搜索用时 0 毫秒
1
1.
2.
3.
一九六六年一月。寒风呼啸,中南海的湖面上冻结着厚冰。周恩来总理刚从全国第五次棉花生产会议上作完报告,又立即请几十位植棉劳模来国务院会议室坐谈。当头果白毛巾,身穿黑棉袄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进门时,总理指指自己右侧的坐位说:“老吴同志,坐这里来。”总理对大家说:“毛主席又给咱们任务了。主席指示:要粮棉并举,学会两条腿走路;要继续研究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主席把任务交给我,我依靠大家。” 相似文献
4.
报道应当成为时代真实的记录,这已经是新闻学的基本常识,无庸争鸣的定论了。但有些时候,记者想达到这个起码要求,很不容易。记得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工作,正赶上“大跃进”。次年,国内农村部派我去农业展览馆采访——那时展览馆还未全部竣工,但新落成的展厅里已在筹备展览了。我住在馆里,跟工作人员处得很熟。有一次,我走进肥料馆,看到展品柜里陈列着各地送展的五光十色的多种“土化肥”,墙上挂起图表,列出了几个省每亩耕地的平均施肥数字:有2万斤的,2.3万斤的,还有2.5万斤的……跟“大跃进”前相比,红色箭头突然崛起,“卫星”飞跃上天。我正掏出笔记本抄录,旁边一位农业科研人员冷 相似文献
5.
6.
我参与新闻工作,如把“预备役”(担任党报通讯员、县委通讯干事)计算在内,“军龄”是从建国初开始的。如今,老兵反刍往事时,心潮汹涌,起坐回旋。新闻是时代的记录。一篇报道不管当初如何脍炙人口,引起轰动;也得上“实践的法庭”听候“终审判决”。若被确认缺乏真实性,就理所当然被否定。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记者可以用那时身受种种制约作辩护,但只能说明错误形成的原因,无法改变错误这一客观事实,无论怎样祈求“法庭”宽恕,给予 相似文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