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对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法文化落后的结果.原因在于:"德主刑辅"主要是知识精英理想,非国家政治主流;古代的"刑"及其与"德"的关系与今天具有本质差异,不能受思维惯性影响简单视其为次级需要;"德主"和"刑辅"的主从关系认识基于落后的学理与实践;"德主刑辅"的正面价值十分有限,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不良的结果.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儒家文化渊源探析

传统儒家的法律思想最先从孔子和孟子开始,其仁政思想对后世封建时代融合法律与道德的法律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最晚至西汉已形成稳定的“德主刑辅”法律文化。这一法律文化绵延几千年之久,逐渐具备自己鲜明的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扎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地,儒家思想传统下的法律文化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有着历史的缘源关系。儒家法律文化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特征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形式。     

漫谈《阅微草堂笔记》的司法观

纪晓岚的司法观、司法理念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如：正确处理情、理和法的关系;德主刑辅;严惩不法司法官吏等。然而纪晓岚又不能脱离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因此在司法观、司法理念上又表现出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论西汉刑法的发展

西汉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在立法中实行先用＂德礼教化＂的形式,若教化无效,则辅以刑罚制裁。由此西汉刑法开始由＂明法重刑＂过渡为＂德主刑辅＂。     

董仲舒法律思想简论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儒学大师,在法律思想方面,他倡导的君权至上、“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等,反映出地主阶级的法律思想已经初步完善.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加强皇权和统治人民的需要,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2 000年之久.     

试评中国传统的德治理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理论是中国封建国家治国思想的核心。道德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把握传统道德的特定内涵，分析德与治在政治体制、治国手段等方面的结合，以史为鉴，为当代德治理论准备更充分的历史思考。     

德化与刑罚之间——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的基础探析

宋明理学家普遍坚持德主刑辅的社会教育策略,这一社会教育策略是其德主刑辅治国策略的重要体现。它既是理学家对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理学家对现实政治统治的反思以及理学思想体系特性的反映。由于理学社会教育中德主刑辅策略的提出有其现实性的基础,同时又有理学本体论与人性论的证明,因而也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内涵。     

论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思想的核心 ,它体现在传统的儒家政治生活中。在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强调仁政、重视民生及德主刑辅等方面 ,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民族的文化性格。对这种在中国延续两千年的传统治国方略进行深入探讨 ,对当前中国实施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罚金刑适用中的问题及完善

罚金刑具有其他刑罚方法无法比拟的优点,但由于立法缺陷,导致我国罚金刑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先缴后判、适用范围不当、罚金刑比例过小、数额标准混乱和执行困难等问题.应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立法,包括提高我国罚金刑的地位,完善罚金刑适用范围、适用方式、数额限制和执行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