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诗经》艺术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艺术范型、艺术心理、歌诗视角等对钱锺书《诗经》艺术研究 进行评介，用意在于说明只有丰厚的研究资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运用综合型的研究方法，才能使古老的《诗经》学得到新生。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诗经》研究出路何在，已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之一，钱先生的研究会给我们以益人神智的启示，其不足也可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让中华传统美德馨香四溢——读阳正太《德馨集》

阳正太先生的《德馨集》是其多年所作品的汇集，内容丰富，涉及学术论、杂、散及诗歌。白乐天云：章会为时而，歌诗会为事而作。通观全书，作正是继承和弘扬了这一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不啻其鞭笞丑恶的杂、颂扬明新风的散诗歌如此，所写学术论亦如此。贯穿全书的一条鲜明主线，便是理论建设服务社会实践，以弘扬中华传统优秀道德为己任，促进加强当前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论汉武“乃立乐府”

秦代已置乐府,是不争的事实.汉代乐府置于武帝之时,还是武帝之前,历来存在着分歧.本文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的发现,论证汉袭秦制,汉初同样存在隶属少府的乐府机构,武帝只是强化了汉代乐府的职能.乐府机关搜集的民间歌诗,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真情流露,对后世的社会思想及文艺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尚未彰显,故<史记>不书,而<汉书>特志之.     

《新旧〈唐书〉等对刘禹锡作〈竹枝词〉的误记》订正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刊载迟乃鹏先生<新旧(唐书>等对刘禹锡作<竹枝词>的误记>一文指出,<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九三<刘禹锡传>皆误记刘禹锡<竹枝词>作于郎州,实则应作于夔州刺史任上,甚是.     

"比兴"解读法导致的杨恽"种豆"惨祸

西汉文坛，就文人来说是“辞赋竞爽，吟咏靡闻”的时代，在民间盛行的乐府民歌，被认为有“观风俗，知薄厚”的作用，创设乐府机关，广泛采集而唯恐有佚，并没想到给予约束。而文人的兴趣和才力都驰骋在“蔚为大国”的汉赋上，因而诗歌吟咏无多，诗祸也寥寥无几。但发生在杨恽身上的诗祸，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文字档案，是极为重要的。     

南北朝乐府民歌所反映的女性心理需要的比较分析

南北朝的乐府民歌描写了丰富多样的女性群体。借鉴马斯洛的心理需要层次理论,分别从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一观照南北朝诗歌中的女性,可以从中感受到两朝女性独特的心理体验。     

《西洲曲》献疑

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西洲曲》中的解释 ,有几处颇令人费解。据考证“忆梅下西洲”的“下”字只能解释为“到”或“去”等 ;“单衫杏子红”中的单衫并非今日所言“衬衫”;“置莲怀袖中 ,莲心彻底红”一句中的“莲”非莲蓬而是莲花 ;关于该诗的段落划分和主题思想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浅析《文选》中的挽歌诗

挽歌即送葬之歌,由牵挽灵柩的人所唱,其起源颇早。魏晋文人喜以挽歌为题作诗,借以集中细致地歌咏作为生命个体的生之快意与死之悲伤,同时这种复杂的心态也赋予了挽歌悲怆与旷达的复杂况味。文章试用比较阅读的方式,对《文选》中收录的挽歌诗作简要论述,以期梳理并展现魏晋不同时期文人的生死观。     

汉代乐府采诗制度与叙事诗理论的自觉--班固《汉书·艺文志》析论

中国叙事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然而叙事诗理论却一直到东汉班固才真正提出来,即<汉书·艺文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班固清楚地认识到叙事诗的特征是在"感于哀乐"之"情"背后隐藏着"缘事而发"之"事",这种认识在两汉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汉代乐府采诗制度,对叙事诗理论走向自觉产生了的极大的推动作用.采诗传统源自先秦,发展于两汉,在采诗传统的背后是一种政治诗学观,即通过诗歌干预现实政治.这一政治诗学观对后世文人叙事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元"乐府"抒情手法探析

元“乐府”是继诗词之后出现的新诗体,它继承了诗词的优秀传统,有着鲜明独特的抒情手法,即极情尽致、情浓采丽、明快显豁、幽默风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