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发现《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

近日，在临汾市发现了一份《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 《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为纸质印刷，全长42厘米，高27厘米，字迹清晰公正，加盖有红色长方形篆体印章：“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关防”，发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即1947年7月18日），是一份研究晋绥根据地土改的原始公，是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真实见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档案揭示六合抗日县长张育之

档案承载着过往的历史,可以揭示出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通过对江苏省档案馆馆藏史料的开发整理,发掘出一批中华儿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档案史料.其中,张育之就是那个烽火年代涌现的抗日英烈之一. 扶危济困 花甲老人率众抗日 张育之(1869-1938),江苏省六合县(今南京市六合区)人,家住六合县马家集,前清秀才,曾担任民国江苏省议会参议员、六合县农会会长、六合县商会会长、六合县县长、江苏省政府咨议,无党籍.     

长途跋涉的肉羹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看见爸爸满头大汗从外地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用草绳绑着的全新的铁锅。他一边走,一边召集我们:"来,快来吃肉羹,这是爸爸吃过的最好吃的肉羹。"他一边解开草绳,一边说起那一锅肉羹的来历。爸爸从旗山到遥远的凤山去办农会的事,中午到市场吃肉羹,发现有一摊肉羹非常美味,他心里     

抗日战争时期的农会组织述论北大核心CSSCI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更加广泛地团结和组织民众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救国联合会"等农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建立。农会组织的入会条件宽松,凡热心救国之农民均可参加;组建程序大致为先成立各县农会筹备委员会,尔后建立各村农会;组织系统主要分为总会、区会、乡会和村会四级;各地各级农救会干事均由选举产生;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会费、政府补助以及举行募捐等。各地农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包括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农民武装抗日队伍、发动战场救护、站岗放哨、盘查汉奸、传送情报、募捐慰劳、破坏日伪据点和交通、配合部队作战等。这使其成为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成为抗日救国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壮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村金融改革可借鉴的台湾经验

新世纪,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势头迅猛,其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令许多国有大企业望尘莫及。但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中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中小企业迫切需要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而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一贯以大企业为服务对象。尽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设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但贷款要求抵押的制度导致了中小企业因为缺乏抵押品无法贷到足够的发展基金。而且由于大型商业银行在进行一笔贷款审批时,操作成本并不绝对由贷款数量的大小决定,因此它们比较倾向于把钱贷给大型项目,致使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很难     

农会与农政:近代农会组织与农业建设(1927-1949)

农会在大革命时期被运用为动员农民的政治组织，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力图将农会回归为职业团体的本位，使之为农业建设及政治组训两大目标服务。在农业建设方面，农会组织在协行农政，倡导生产，推行减租，发行农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政权领导农业之不足。但是，限于政府之政策弊端及农会之资源整合能力，农会的参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农村施政的窘境。     

残酷敌后工作中的地下党员——赵国荣

1940年7月1日,经当时农会党支部书记、主任王文翰介绍,16岁的赵国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担任青年救国会主任和锄奸组长.这段时间,日本兵对平西地区开展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大安山也设置了日本人的据点.为保存实力,青年救国会的工作基本转入地下,主要是发展党组织,当时实行保长、甲长制,百户一个保长,十几户一个甲长.如果有人违反纪律干坏事,给日本人送信、当汉奸,锄奸组就有权处决他.     

渌口大革命时期的那些事

正翻阅渌口大革命时期的档案资料,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感动涌上心头。1926年,安源党组织派遣中共地下党员易足山、孙小山、刘绍基等人指导醴陵地委开展农民运动来到了渌口,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以渌口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大多数农民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下,进行了一场声势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清末商部（农工商部）与近代农会组织

清末政府在中央设立商部来专门负责振兴工商业经济。商部在振兴工商业经济的同时，还在致力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农会组织就是商部改良传统农业的一个主要措施，商部的这一措施，一方面推动、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改良，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基层社会开始诞生了一个近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影响深远。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结社自由问题——以农民的结社权为例

结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农民，理应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但事实上，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的结社自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农民结社存在观念障碍，将农会视为一种对抗性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这种误解，有利于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推动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