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国的兵役制度

战国时期，赵国在普及郡县地方行政组织的基础上，大力推行郡县征兵制，从而保证了赵国在封建兼并战争中的兵力和兵源，妇女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但作为后勤保障在战况危急时，军队中也会涌现她们的身影，此外，赵国还极力推行募兵制，赵国独特的民俗与地理环境为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募兵技艺精湛，以物质利益为驱动力，受到国家的种种优待，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     

军事社会学视域下的戚继光与戚家军——兼论倭乱期间东南兵害成因及其治理

倭乱期间,东南募兵制推行与省镇营兵制建置过程伴发的严重兵害问题,是明代结构性社会变迁在军事领域的突出表征。戚家军一反募兵为害常态,成为“堂堂节制之师”,成为揭示国家在军事领域因应社会变迁的典型案例。通过军事社会学视角考察后发现,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军事改革家顺应了明中后期军政管理与军事指挥体系的重构进程,妥善处理了军政关系,为克服体制弊端、发挥个人才能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顺应了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主要从户籍、粮饷、功赏等核心要素入手,通过拣择兵源、严控兵籍、足额粮饷、及时赏功等,成功地预防与抑制了兵害现象,创造性地解决了户籍管控弱化、社会群体复杂化背景下,利用募兵制建军与治军等基本问题,为后世管控与运用募兵武装提供了直接借鉴。     

北宋兵制评议

从土地占有状况、阶级结构、技术条件三方面看,建立在中古田制基础之上的征兵制在北宋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取而代之的募兵制,这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并对北宋一朝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历代兵制与固原(下)

北宋的军队由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实行募兵制。镇戎军实行募兵制与征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度；金陷镇戎军后，仍实行征兵与募兵相结合的兵役制；蒙元时期实行的全民皆兵制度，立国后的安西王府辖境，是蒙古兵、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集中驻防的地区，包括屯军；明代前期实行征兵制，嘉靖以后实行募兵制，固原招募的土兵乡兵是当时一支重要的防御力量；清代前期实行世袭兵制，后期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在固原表现突出，向荣开清代固原募兵之先河，董福祥甘军招募固原籍兵士最多。     

唐前期的军赏机制

李唐创业初期,李渊禁止军队战后掳掠,并以远逾隋制的勋赏奖酬军功.在其后的统一战争中,唐廷受限于物质财富的匮乏,默许了军队的战后掳掠以充军赏的行为.唐中前期改征为募的兵制变化使军赏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从偏重勋赏到偏重物赏的转变,唐廷在开元初颁行了具有浓厚的物质色彩的军功格.另外得益于开宝年间极大丰富的物质生产,战前军赏也已常规化.     

南京国民政府兵役制度转变的原因探析

鉴于近代中国兵制的落后及对日战争的现实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颁布《兵役法》,正式将募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并在抗战期间全面实施。     

彍骑不是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中间环节

在府兵制废毁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军队都发生了变化,二者皆采用招募的方式拣选兵员,这些变化均发生在唐开元年间。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中央军与地方军各自独立发展为彍骑和方镇兵,不存在彍骑废毁后才有方镇兵发展的问题。因此,彍骑不是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中间环节。     

北宋基层士卒变乱刍论

北宋时期,国内政治生活相对稳定,但是基层士卒制造的小规模变乱却异常频繁。其原因颇为复杂,有士卒自身问题,也有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等原因。北宋基层士卒之频繁变乱,严重削弱了王朝国力和军力,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对当时的国家与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     

唐前期的军赏机制

李唐创业初期,李渊禁止军队战后掳掠,并以远逾隋制的勋赏奖酬军功。在其后的统一战争中,唐廷受限于物质财富的匮乏,默许了军队的战后掳掠以充军赏的行为。唐中前期改征为募的兵制变化使军赏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从偏重勋赏到偏重物赏的转变,唐廷在开元初颁行了具有浓厚的物质色彩的军功格。另外得益于开宝年间极大丰富的物质生产,战前军赏也已常规化。     

宋代养兵政策剖析

除明初的数十年间外,宋朝兵额是最高的,其军队占人口之比,也是历代最高的。宋朝大规模招兵养兵,主要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抵御边疆少数民族的侵扰,预防、钳制、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迫使士卒为官府劳作。宋朝养兵之费约占财政收入的70%至80%,为此,宋朝向全国居民榨取的赋税超过唐后期的2倍之多,反映了宋代社会生产较前大为发展。这是宋朝养兵政策的物质基础。宋朝的养兵政策维护了封建中央集权,也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兵变民变此伏彼起,最终走向政策制订者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