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为参照系：论孙毓棠新诗风格的形成

孙毓棠的早期诗作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不自觉到自觉地靠拢新月派,又走向现代主义与历史题材的结合,其间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学生时期的孙毓棠显现出迈向成熟之前的“单纯”,对“真实”与“童真”的追求是他写作的起点,也始终作为精神底色存在。1940年代,浪漫主义不断被压缩,孙毓棠早期所使用的意象以及写作手法逐渐不再适应于“时代的诗情”,在“浮士德式的内心骚乱”状态下,他进入复杂的写作状态,以自身历史专业为参照系,强化了时代的感应神经。之前对孙毓棠的研究集中于名篇《宝马》,而忽略了孙毓棠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在新诗创作上走向成熟、又最终归于沉寂的路径与原因,这或许仍然必须回到新诗文本的细读中去。     

若干重要诗集创作与评价上的理论问题

以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六本诗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孙毓棠的《宝马》、戴望舒的《望舒草》、卞之琳的《鱼目集》以及何其芳的《预言》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围绕着诗歌的形式,技巧及评价等问题逐一分析,重点探讨了《大堰河》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自己的写照》为"诗的格律"所作的切实努力;《宝马》"默默无闻缘底事"的原因;《望舒草》在情绪境界上的开拓;《鱼目集》由主情到主知的转变;以及《预言》集空灵幻美的诗风和追求"年轻的神"的诗歌理想等一系列的问题.作者试图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其中贯穿的理论脉络,并理论联系实际,从而建立起"统一场论"的诗学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