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黔古盐道

川盐运往贵州习水的古道有一条近路,就是从四川合江福宝大漕河码头背（驮）盐起坡,沿大漕沟古道进天堂坝（25公里）,在龙氏客栈夜宿,第二天一早上路,登轿子山红牵子岩,出川黔两省交界的武定门。在关口上,经官兵检验交纳过境税放行。沿岩半古道,下贵州习水县三盆河乡的天水村（25公里）,就把川盐背（驮）到习水河上船（40公里）,走水路下行梓潼、遵义,上水走太平、二郎古镇。     

清代巴县的食盐贸易与盐法变迁

清代盐政问题的实质是专卖与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专卖制度将食盐贸易截然两分为官、私盐市场,但定额化的盐税征收体系难以根据市场状况及时做出调整,造成的结果是专卖制的崩溃与私盐市场的逐渐发育。"私盐"这一标签,成为盐商、士绅等既得利益者攻击商业对手的有力工具,而因时因势变革的地方盐法制度只不过是各市场主体之间博弈平衡后的结果。作为清代川盐外销集散中心的巴县,保存着十分丰富的档案材料,为深入探讨这一地区较长时间内食盐贸易与盐法制度变迁的互动过程提供了可能。     

晚清盐业制度运行特点评析——以沈葆桢规复淮盐引地为例

<正>盐业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而两淮地区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其所产食盐不仅供应本省,还配销到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六省。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楚岸引地一直为川盐所占,淮盐滞销,积引累累,盐商疲积,税课减少。前两江督臣曾国藩虽多次奏复淮南引地,但未完全收复。1875年沈葆祯升任两江总督,十月(农历),场商、运商联名公     

新中国建立前的乌江盐运考略

乌江盐运历史起源甚早,有关航道、社会条件以及船型、运量、供应地区等重要内容,史籍所载资料丰富,包括乌江盐运对沿江城镇兴起的特殊带动作用,历代盐运船工的生活方式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论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对黔北社会的影响

川盐入黔是贵州用盐的主要途径,它不仅解决了贵州的食盐问题,而且打破了黔北闭塞状况,加快了该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带动了沿岸交通运输业、酿酒业、采矿业等的发展,推动了黔北城镇化进程,对促进黔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川盐入黔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迁,文章论述了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对黔北社会的影响。     

七十二家报社相聚盐都 谋求报业创新发展 地市报研究会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在自贡举行

会议选举增补王勋涛、叶燕民、陈东、陈永久、侯小明为副会长本刊讯2011年5月24日至25日,四川盐都自贡市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来自全国72家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常务理事单位的社长、总编辑。在由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主办、四川自贡日报社承办的为期两天的中国地市报研究会六届二次常务理事大会暨报业创新发展研讨会上,     

抗战时期川盐运销研究

在"抗战"时期,川盐供给地有富荣、犍为、乐山、简阳、三台、射蓬、绵阳、南阆、云阳、大宁、彭水等盐场,集散中心有宜宾、江北、叙永、纳溪等地,川盐运销地遍及全川各地及邻省的西康、陕西、甘肃、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运销活动频繁。在"抗战"时期,由于长江航运受阻,海盐供给困难,川盐销售省内和邻省的空间特征突出。川盐运销的空间格局与盐产地分布、交通条件、战时环境密不可分,它有效地解决了川省及邻省的食盐问题。     

宋代川盐经营中的豪民群体与政府控制

在宋代四川盐业社会中,豪民作为民间力量的重要群体,在介入川盐经营中主要表现为"豪横"。宋代川盐经营的豪民按其社会身份可区分为多种类型,其经济活动严重侵害了川盐正常运转的秩序,并导致川盐利益格局的失衡。对此,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加以控制,以此缓和四川民间群体的矛盾冲突,进而重构四川民间盐权的分配格局。     

自贡盐业的第一次辉煌与沉寂

自贡盐场因第一次川盐济楚而发达，一跃成为四川第一大盐场，但也随着川盐济楚的结束而面临危机，其重要原因就是赖以崛起的楚岸将被迫交出。自贡盐场能够从一个普通产盐区而跃居四川第一，乃至在全国盐产地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历史的机遇分不开，但也有许多机遇之外的因素。     

“生态文化学”视域下的川盐文化体系研究

"川盐古道"上,千年的川盐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瑰宝影响着川、鄂、渝、湘、黔等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本文试图以"生态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以"川盐古道"为纽带的中国盐文化的繁衍史,特别是"川盐古道"对巴文化、三峡文化以及民族多元文化形成的作用;发掘川盐文化的具体形态,梳理一段在华夏文明史上淹没已久却显赫一时的"因盐成城"、"因盐成都"、"因盐成国"的"盐史",以此勾勒出生动的盐文化坐标系,进而提出对川盐文化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地保护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