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异之塔：重读希利斯·米勒的文学阅读观（英文）

在2005年的武汉之行中,我与希利斯·米勒讨论了文学研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下的未来路径。本文通过分析米勒当下的文学阅读观,重新思考了文学研究在数字化媒体发展时代“延异”的问题。米勒关于文学阅读与生活的思考,区分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文学研究在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发展的问题;随后,通过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思考,米勒指出文学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应更多地与现实相结合;同时,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与研究者定期旅行相关联,旅行使意义得到规模性的发展,文学的更新往往通过疏离来实现。米勒的中国之行,作为一种疏离,同样帮助他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路径。在当下的语境下以“延异”的视角重新解读米勒对文学的阅读,为未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界限的消失：论希利斯·米勒解构视域下的非虚构与虚构

非虚构文学成立的关键在于非虚构创作者承认作者的文字能够再现现实、读者能够理解作者用文字再现的现实,这是非虚构得以区别于虚构的两条界限。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一书中,将体裁上存在非虚构与虚构争议的四部作品《辛德勒名单》《黑犬》《鼠族：一个幸存者的故事》及《无命运的人生》都归在虚构小说这一类别之中,有意忽视这两种体裁的对立,消除它们之间的界限。受德里达的影响,米勒解构界限的原因在于：非虚构创作对象的不可再现性及作者主观性的存在会使非虚构内部存在巨大的悖论,读者的“非认知性”阅读行为也会使文学作品难以被看成是社会的、物质世界的映像。但米勒没有否认文学作品见证大屠杀的可能性,他虽拒绝记述性的再现行为,但鼓励创作者以运用文学技巧的施行性作品进行见证,从而瓦解读者不愿直接面对大屠杀的心理,化解使用陈述话语描述集中营时所遭遇的质询窘境。     

永不终结的“文学终结论”

近年来在国内炒得沸沸扬扬的米勒文学终结论,并未宣布文学的终结,且米勒所说的“文学”并不等同于国内反驳者口中的“文学”。而诸种文学终结论,都只不过是文学场域内集团斗争的产物,它们不但不能真的宣布文学终结,还是文学仍然存在和发展着的证据。     

希利斯·米勒文学观新探

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用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作指导而有了重要的发展.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作初步讨论:(1)米勒的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2)从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看文学本质的修辞性;(3)从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看文学结构的非有机性.     

见证与反思：希利斯·米勒之“文学终结论”在中国（英文）

2000年7月,希利斯·米勒在他在中国的主旨发言中,以雅克·德里达的话为引子,探讨了文学研究在大学全球化和新的电信王国中能否生存下来的问题。这一发言在中国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回应他的观点。作为米勒在中国发言的译者和见证者,我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究其实,这场论争所揭示的乃是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面对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大规模入侵,所产生的潜在的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前景的焦虑。本文回顾了这场论争的背景和一些细节,并对此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反思。     

翻译的（不）可能性——读希利斯·米勒《跨越边界：翻译理论》

希利斯·米勒在《跨越边界：翻译理论》中提出理论翻译的（不）可能性有两个原因：理论源头的消逝与语言的自我分裂。而这也是翻译本身（不）可能性的原因。     

“重复”与互文性的阅读: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阅读理论

希利斯·米勒作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理论以具体的文学文本批评方式呈现出来,文学批评著述颇丰,且有很多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以希利斯·米勒文学批评中的“重复”概念为其解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希利斯·米勒的以《小说与重复》为代表的文本进行分析和阐述,将米勒对于“重复”的几个论述的关键点进行梳理,来把握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和批评的关键所在。     

希利斯·米勒文学观新探

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用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作指导而有了重要的发展。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作初步讨论：（1）米勒的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2）从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看文学本质的修辞性;（3）从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看文学结构的非有机性。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