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经学述论

戴望被钱穆先生称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其以公羊家法阐释<论语>,发掘<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在清经学史上当有重要之地位,然自戴氏殁后至今,学界对其研究甚少.本文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发掘史料,对戴氏的生平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并以<戴氏注论语>为基本材料,将戴氏的经学思想作一初步归纳,进而对戴氏经学思想作初步之评价.     

戴望的汉学与宋学

最望是晚清的一位学者，汉宋学兼采，不专主一家。他对汉学和宋学都有所继承和批判。汉学、宋学于他都是为了拿来挽救当时破致不堪的社会。本文斌就截望的汉学和宋学做一简单梳理，从中体会戴望用学术来经世的良苦用心。     

戴望致胡培系信札十九通考释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戴望手札》中有戴望致胡培系信札十九通,经考证,均作于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间,几乎贯穿戴望与胡培系交游之始末。其内容涉及戴、胡二人的学术工作、金陵书局的刻印书籍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学者的生平行事等信息。     

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孙诒让与戴望交游详考

孙诒让与戴望的交谊,前人很少论及。以孙诒让为中心,钩稽史料,大致勾勒出二人交游的基本轮廓:同治九年十二月初晤金陵,同治十一年十月以后交往日益密切;二人交往的基础,在于学术交流,尤其是对于金文之学志趣相投;二人交往的主导方面,乃是戴望对孙诒让的积极影响。考察二人交游,从历史与心理的角度勾划出二人思想侧影,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孙、戴二人之学术思想,亦可展示晚清地域性经学圈之间学人互动之风貌,并藉此探索晚清学术发展与演变脉络。     

经世者之选择:戴望与《颜氏学记》

晚清学者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此举既是其"大旨期于有用"宗旨的体现,又含有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考虑。"戴学源头"与"常州端绪"两个学术论断的提出,即戴望欲打通颜李学与戴震学、今文经之间关联的尝试。故颜李学能于晚清再度复兴,戴望功不可没。     

孔子改制与《论语》研究——刘逢禄至戴望的《论语》学

清代今文家一致认为,孔子作《春秋》寓改制之意,此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春秋》学上,也体现在他们的《论语》解释上。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说义》,至戴望的《论语注》,都贯穿着此种共同的主题。不过,这些学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有所差异,刘逢禄的解释着眼于“句”,宋翔凤的解释着眼于“篇”,而戴望的解释则从字开始,进而扩展到篇。总之,他们的企图都在建构一种可信的改制解释体系,不过,具体细节的差异却彰显出《论语》改制观的共同特征,即解释时都强调了思想的共通性引申,而忽略知识学的关联。这种解释特征,为晚清康有为的《论语》研究及其变法观念提供了考察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