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中的“孤愤”

蒲松龄在文学思想方面．提出了“寄托孤愤”理论；在小说创作中，抒发了自己的孤愤之情。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主要通过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抒发自己对黑暗现实嫉恶如仇的情感；通过“寒士”的厄运．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病，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通过“异史氏日”的精彩阐述．来宣泄自己胸中的块垒。     

刘表托孤考述

刘表(142-208)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之后.刘表是汉代历史上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是汉末举足轻重的军阀之一.他一生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六朝,官至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执掌荆州政权近20年.公元208年,刘表病重之时,曾将刘琦、刘琮托付与刘备.笔者通过翻检史料,认为刘表此举只是“托孤”而非“托国”,并详细论证了其中缘由.     

青原学风与方以智晚年思想

明清之际的青原学风本有"荆杏双修"的特色,方以智晚年入主青原当与此一思想背景有关。他将觉浪道盛的庄学论述导入青原,在青原山掀起了一股三教并弘的学风,并以方氏象数易学思想作为三教会通的理论基础。由于清代学风的转变以及某些政治因素,青原学风在方以智身后很快衰落。     

倾注血泪写宫怨──王昌龄宫怨诗简论

王昌龄在其著名的宫怨诗中塑造了一系列悲苦哀怨的宫女形象，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诗人在对幽囚的宫女深表同情，从而唤起人们对罪恶的嫔妃制度憎恨的同时，也深深地寄托了自己一生坎坷、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从“托孤”到“监护”——我国近代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转型

托孤是中国古代相沿已久的民间习惯,它调整的是未成年子孙的人身照顾和家产管理问题。从传世的11件托孤遗嘱来看,具有较为固定的内容和操作程序。监护是基于权利保护而对被监护人行为能力补充效果的一种法律制度。托孤与监护的差异,意味着不同的伦常观念和社会结构。因此,澄清托孤习惯在传统社会的原貌,梳理近代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对托孤习惯的立法改造,对理解家产制视野下的托孤习惯以及近代西方法移植都有重要意义。     

《三国演义》结构布局的仪式功用

仪式是一种集体的行为,它使个人结合而为社会。仪式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人们可以通过仪式进行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有时,仪式作为一种叙事形态也可作用于叙述文本。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将“桃园结义”、“三顾草庐”、“白帝托孤”仪式极力渲染、特别标示、故意重复,使之格外醒目并深入人心。而这三种仪式在小说结构布局中突显的功用也一览无余:“桃园结义”开篇,统领全文,体现了作者“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和刘、关、张的政治理想及其兄弟情谊,是三人全新关系和理想事业的一个“出生仪式”;“三顾草庐”承上启下,标志着刘备政治上的成熟和刘蜀集团的成长壮大,是刘蜀集团的一个“长成仪式”;“白帝托孤”结篇,尾声早唱,展示了刘备理想事业未竟及诸葛亮独力难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剧性,是刘备及刘蜀集团的一个“死亡仪式”。     

建文元年的京闱与方孝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八月,即位还不到一年的明朝第二代皇帝朱允坟,举行了在位期间的最初、也是最后一次乡试。京师应天府第一场四书义的第三题,选用了《论语·泰伯篇》中“可以托六尺之孤”一节为题,显然并不是无意的。因为就在离举行乡试不到一个月前的七月四日,建文帝叔父燕王朱棣,终于按捺不住篡夺皇位的野心,打着“靖难”的旗号,公然对建文政权掀起了反旗。对于这场乡试不同寻常的政治背景,沈德符认为,上述应天府乡试的这道命题是有所指的。     

论司马迁对蒲松龄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 ,探讨司马迁及《史记》对蒲松龄的影响。在文学思想方面 ,蒲松龄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精神 ,提出“寄托孤愤”理论 ,并把它应用到小说创作中 ;在文学创作方面 ,《史记》传记体结构影响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