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文化攀附和文化自省——从当代新儒家儒学宗教性讨论及其缺失谈起

在20世纪上半叶儒学宗教性的讨论中,两代新儒家由于其文化攀附态度而持守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和熊十力主张"儒学非教"说,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和牟宗三则主张"儒学是教"说。当代新儒家的文化攀附态度不仅使他们陷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而且也使他们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藩篱。梁漱溟的拿来主义、熊十力的"返本开新"说、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说和牟宗三的"圆实之教"说,都是其文化民族主义趋向的表征。无论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还是文化民族主义都既无助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讨论,也无助于中国文化或儒学的自强。文化攀附的根本问题在于"外骛",走出文化攀附的关键在于"求其放心",进行文化自省。惟有悟自,堪称觉自。惟有觉自,才能自觉。惟有自觉,才能自强。故而,文化自省实乃文化自觉的机关所在和文化自强的历史正途。     

传记书写与皇权攀附:清代瑞金县志对谢长震的形象建构

谢长震最早入传康熙《瑞金县志》,其形象是一位因忠于明朝而遭到杀害的"义烈"之士。但到了乾隆《瑞金县志》,谢氏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被改写成因忠于清朝而遭到杀害的"忠烈"之士。史实表明,谢氏死于一场夹杂着租佃权益争夺与族群矛盾冲突而无所谓公平正义的地方动乱。谢氏之死,既谈不上对明朝的忠,也谈不上对清朝的忠。谢氏入传县志及其形象的建构与变化,是经由其直系裔孙直接操控的结果。他们在县志持续编纂的过程中,不断根据主流政治伦理和现实情怀来定位和重新定位其先祖与明清皇朝之间的关系,映射出兼有"国家史官"与"家族精英"双重身份的县志编纂者,攀附正统皇权以抬升宗族地位的历史意识。     

小品《不差钱》中的面子言语行为论略

小品《不差钱》中以大爷为核心形成了与小沈阳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与鸭蛋的亲缘关系以及大爷、鸭蛋和毕福剑之间的"拟亲属化关系",四个人物因角色、目的的不同而在合作与竞争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争胜与攀附的真假亲缘关系中采取了刻意寻求"给面子"、大肆寻机"伤面子"、精心寻隙"损面子"、巧妙寻衅"撕面子"与居高力导"争面子"、设计铺垫"借面子"等具有戏剧冲突特征的面子言语行为策略,从而既展现了小品的语言艺术魅力,又展示了中华文化中面子观的精神内核和神韵。     

《儒林外史》与扬州文士

扬州文士形象在《儒林外史》的巨幅人物画廊中占据突出位置。这些士子多与地方官府关系密切,具有较深的依赖性,并程度不等交结、依附于当地盐典富商,体现了地位的卑贱和处境的维艰。其中亦不乏道德沦丧。钻营功名利禄之徒。牛玉圃、季苇萧、金东崖、高翰林、万青云、余特等,诚为鲜明的独创性和深刻思想性相结合的艺术典型。《儒林外史》所绘扬州人物,大都实有原型。该书对扬州文士的精心塑造,从一侧面形象昭示了十八世纪上半叶清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中的姜太公

姜太公是中国古史中一个变化多样的人物,英相关记载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人物形象在归周前后有着鲜明的变化.通过对姜太公活动的考证,发现姜太公本是商没落贵族出身,因不得志而入周,并攀附于姜姓来加强与周王室的联系.     

唐代士宦矛盾发展态势与士人选择

唐代士宦矛盾始于玄宗朝,后世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一虚构情节具象化,成为士人厌弃宦官干政的经典标本。安史之乱后,宦官为维护皇权立下功劳,逐渐成为帝王宠信对象,掌控军权便是最切实的奖赏。中唐时士人与宦官之间的交往和碰撞是双方矛盾发展态势不同时期的反映,甘露之变则导致了双方彻底走向决裂。这样,士人的选择除传统的恐惧和疏离外,还多了一份投机式的攀附,虽然这种行为遭到士林口诛笔伐,但由于宦官权势强大,对这类士子的仕途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