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基督教传教士自西徂东，进人中国。尽管最初的几十年教难不断，但传教士在华人数仍然不断递增。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901年只有1500人，1914年增至5400人，1919年更达到6636人，其中美国在华传教士人数就达4500余人，占60％多。天主教传教士从1901年的1075名，增加到1920年的2000余名。传教士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将赈灾作为其事业的一部分，将近代西方救济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民间救济事业的发展路向。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就是新教救灾思想主导下的产物。它诞生于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初，终结于40年代末，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新兴力量联合筹设的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最盛时影响遍及全国16个省，设立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17个，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     

1912年温处水灾救济机制探析

1912年夏,浙江温州、处州两地遭受水灾。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等民间赈灾组织亦纷纷成立,并迅速展开勘灾、筹款以及办理急赈、冬赈与春赈等赈灾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灾民之困苦,减轻了水灾对温处社会的冲击,较为充分地发挥了民间组织在灾荒救助中的积极作用。     

古代湖南荒政之赈源研究

古代湖南自然灾害救济的类型据赈款赈粮的来源及施赈主持者可分为朝赈、官赈和民赈。朝赈、官赈主要依靠国库或地方库藏，主要来源于人民交纳赋税，为弥补不足，历代还通过捐职、赎罪、用羡余和假馈纳等途径增加赈源。民赈由民间义绅自愿捐纳。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些为赈灾救灾作出过贡献的人。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研究

赈运减免车价作为近代政府救灾的重要举措,在北京政府时期完成了从实践到立法的跃升,并在1920年代的救灾实践中不断完善,走向成熟。通过对赈运减免车价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在其演变过程中法规结构更为清晰,规定更为细密,程序更为规范,但赈运减免车价的优惠力度渐趋收紧。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得以确立,法规的施行推动了救灾物资与人员运输便利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救灾法制建设。但由于军阀混战的影响,法规规定与具体实践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近30年来中国近代民间组织救灾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民间组织救灾问题涉及到中国近代灾荒史、中国近代慈善史和中国近代社团史等领域,对此进行专题梳理后认为,当前研究受“传统-现代”视阈影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具有“现代性”的民间组织如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个案研究上,而对传统社会组织、临灾所设民间组织及相关理论研究尚缺乏足够关注,这势必会影响对近代中国民间组织救灾问题的整体把握.     

清代救灾法规的文献载体

清代的救灾法规不仅反映在会典、则例等行政、经济类法典及法律规范中,还反映在省例、救灾章程等地方性、临时性的法律规范及其汇编中。清代许多荒政著述对救灾法规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为各级官吏在救灾过程中遵循法定程序、提高办赈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民国云南工赈项目创新尝试——以嶍峨县平民工赈厂为中心的考察(1914-1918)

受"实业救国"思潮和西方"教养并重"先进救济理念的双重影响,民初云南当局在灾区开办平民工赈厂是一次工赈项目创新尝试。它以传授织染技术为主要内容,先后培养2批72名毕业生,救济理念实现了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尽管受时局动荡、资金不足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其社会救助效果比较有限,但这在职业教育尚不发达的近代社会仍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乾隆初年的江淮水灾及其赈济

正《清宫扬州御档》一书,所收乾隆七年的奏折百余件,其中有近50件内容涉及是年发生的特大水灾及赈济。这使我们可以通过档案史料及相关典籍记载,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七年江淮一带发生的罕见水灾的真实情况。灾情惨重从现存乾隆七年初的相关奏折里可以看到,乾隆六年(1741)江淮一带就曾经遭受水灾,以至七年初的奏折仍有数件涉及两淮(六年水灾)赈恤之事。而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农历,下同)、五月二十二日,两淮盐政准泰等上奏的《奏报淮扬等处雨水二麦情形事》《奏     

熊其英(等)致谢家福(等)有关光绪四年河南赈灾尺牍

清光绪初年,中国北方部分地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巨祲,灾荒肆虐,席卷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饿殍遍野,人尚相食,因灾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达1000万人之多,被灾地区经济民生及自然环境均濒临毁灭边缘,这就是被称作千古奇灾的"丁戊奇荒"。在这场灾难中,以谢家福、经元善、李金镛、金福曾等普通士绅为首,以江苏、上海、浙江为中心的江南协济助赈团体本着"救灾恤邻,道也"的人道主义精神,开展大规模的全民募集赈灾善款,同时派遣助赈队伍亲赴各灾区进行慈善救助行动。自光绪三年(1877年)谢家福、李金镛、金德鸿等赴山东灾区赈恤为发端,至光绪十三年严作霖、潘民表、孙传鳸等赴黄河郑州决口及安徽水灾现场义赈为尾声,累计向各灾区通解赈银252.2万余两,活人无数。此次义赈亦成为中国救荒史上首次完全由民间团体自发领导的跨地域、大规模、长时间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容低估。苏州博物馆收藏熊其英(等)致谢家福(等)尺牍稿本一组计17封。其中除1封外,余皆为有关光绪四年河南赈灾的通信,是研究河南赈灾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晚清义赈有着重要的帮助。现整理刊布,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