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学生性别角色冲突与心理求助态度--心理求助污名的中介作用北大核心CSSCI

为了考查男性大学生性别角色冲突、心理求助污名与心理求助态度之间的关系,采用性别角色冲突量表简化版本(GRCS-SF)、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污名问卷(SSPPH)、心理求助态度量表(ASPPH),对武汉4所高校的360名男性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心理求助自我污名和心理求助公众污名在男性性别角色冲突和心理求助态度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男性性别角色冲突高的个体有更高的心理求助自我污名和公众污名,其心理求助态度也越消极。     

污名:研究现状与静态-动态模型构念

污名被认为是一种贬低化标志,它造成了人际分离和社会排斥.当前,我国面临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污名现象日益凸显,不但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也恶化人际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通过对污名定义、基本内容、类型和维度,以及我国该领域发展的瓶颈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污名放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大背景中去考量,提出了关于污名问题的静态和动态的模型构想.     

“飞盘媛又怎样”：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特征与机制

本文聚焦中国文化类污名现象——“飞盘媛”争议,以梅森巴赫的污名应对理论（SMC）为基础,运用大数据采集法和内容分析法研究中国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机制。研究通过对1530条微博文本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国社交媒体语境下“飞盘媛”污名应对机制既印证了SMC理论,即以理论中的逻辑谬误、攻击谴责者、价值超越与重新聚焦路径为主;又延伸了SMC理论,即不止“受污者”单个应对主体,而是呈现“受污者及未受污公众”双应对主体;更超越了SMC理论,即新增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褒义化调转”与“承认式否认”污名应对路径。     

国外职场精神障碍污名干预现状分析及其启示

污名已被描述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最大问题之一,它的消极影响包括职场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外开展职场精神障碍污名干预活动已有一定的历史与规模,为了满足国内职场精神障碍污名干预发展的需要,本文使用文献搜集法,描述了从国际层次到区域层次的四种不同类型的职场精神障碍污名干预活动,并提出了针对我国职场的策略性建议和污名干预项目的注意事项.     

大学生共情能力与重精患者污名关系研究

基于方便取样法,采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和心理疾病污名语义差异量表,对46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在读大学生共情能力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污名程度的关系。发现大学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受到其对精神疾病的熟悉程度和共情能力的影响。为减少对精神疾病病人污名,应加大对精神疾病的普及宣传、有针对性地提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共情能力。     

想象污名与赋权消费:农民短视频传播的实践批判

短视频在农村的流行成为数字时代农民参与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因其与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关联而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作为传播主体,如何认识和进行短视频传播,其传播行为会受到什么影响,有何变化等,需要从农民自身的角度进行实证考察.本文基于"污名"与"赋权"两个评价维度,通过参与式观察与问卷调查法,了解农民短视频传播的实际情况,反思数字时代农村媒介化变与不变的实质及未来的理性抉择.     

正确看待学生的心理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目前,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深入到中小学,由于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判断标准存在问题,部分教师不能对学生一些不健康的心理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以致于处理过程中采用不正确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对学生的身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此我们应该从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避免道德问题心理化或心理问题道德化等几个方面着手,正确看待学生的心理问题。     

不要污名教育产业化

我们访问智利安德烈赛罗大学时,佩德罗校长邀请我们在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师生管理的餐厅就餐。餐厅旁边就是厨房,可以看到师生们忙碌进出。菜做得真是不错,服务流程也相当不错。这个专业目前有500多名同学,与瑞士日内瓦的格里昂酒店管理学院是合作关系。佩德罗校长介绍说,这个专业在招生时,敢于向学生承诺：他们提供真正的服务技能教育,并且为他们的就业提供最佳保障。     

积极还是消极?基层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基层干部污名是指公众因偏见和误解将部分基层干部的负面特征刻板化为整个干部群体的共同特征,进而使其社会身份受损的动态过程。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形象带来直接威胁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行政绩效,因此研究干部污名的作用机制及其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认为积极干预行为和消极退缩行为是基层干部面对干部污名的两种主要应对方式。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影响基层干部积极干预行为或消极退缩行为的选择,且这两类干预方式对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通过对所搜集的374份两阶段匹配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对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并通过积极干预行为正面影响行政绩效;对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引发基层干部的消极退缩行为,并通过消极退缩行为负面影响行政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