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伪当局对上海文艺的统制

上海沦陷后,汪伪当局为统制上海文艺,主要利用了以下手段：掌握现代传播媒介,制定新闻出版法规,对文化人进行威逼利诱,筹组文学团体,渗透日本战时文化思想,策划＂和平文学＂运动。     

试论汪伪战时经济体制的形成

抗战初、中期,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的重要经济部门实行严密的操纵和控制,伪政权的自主权很小。１９４２年底,日本为挽回侵略战争的败局,缓和日伪之间的矛盾,制定了对华新政策,由直接操纵沦陷区经济改为通过伪政权出面进行经济掠夺。在日本的授意下,汪伪政府以“参战”的名义,对其经济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并颁布《战时经济政策纲领》,逐步将其统治区经济纳入战时体制的轨道。该文通过对汪伪战时经济体制形成背景及过程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华中沦陷区经济的基本结构及其殖民地性质。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金融统制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扶植下,中国沦陷区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傀儡政权——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在沦陷区大力推行"经济统制",这既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也是其巩固殖民统治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汪伪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     

汪伪文学研究的新突破——读李相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在汪伪文学的研究中,李相银的新著《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值得关注。全景化的研究视角．“文学场”的研究思路,翔实的资料钧沉,知人论世的研究态度,构成了论著的四大特色,也奠定了其在汪伪文学研究中的突破意义。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塑造“正统”形象论略

抗战时期,为同国民政府争夺政治符号,混淆视听,汪伪政权非常重视对自身“正统”形象的塑造。他们利用国民党政统,成立伪中央政权,侈谈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标榜遵循儒家思想。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决定了这场塑造“正统”形象的闹剧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抗日战争时期伪满洲中央银行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发行比较研究

伪满洲中央银行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伪政权银行,它们的货币发行分别表现出两种极端性的倾向。两伪行货币发行中差异性的产生,源于日本侵略者在各占领区所实行的不同经济策略及"金融统制"的不同效果,也与两者各自所处的金融环境有重要关系。从货币银行学的角度看,伪满洲中央银行在金融管理运作上做得相对较为平稳和缓,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不仅因过量的货币发行而引发了战时国内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种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危害性金融危机的祸根。     

汪伪青岛会谈述评

1940年初,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为代表的三个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动集团于青岛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三方会谈 (史称"汪伪青岛会谈").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撮合操纵下举行的成立汪伪国民政府的重要的准备会议,它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计划中的政治诱降进入新的时期,对抗日战争的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汪伪时期一起牵动日军神经的特大粮食贪污案

1943年10月13日,夜幕笼罩着徐州城。随着汽笛声的骤然响起,一列满载着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货车徐徐驶入徐州站。火车刚刚停稳,便有一队日军跑步进入车厢。一个日军少佐在检查中忽然发现,车厢中装有大量的白米,而自己手上拿着的由押车员交给查验的“特殊搬运证”上却明明白白注明是糙米。他当即下令扣留货车,并报请南京日军军部调查。     

汪精卫缘何捉放胡兰成

1943年12月的一天,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城突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汪精卫下令抓捕了其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胡兰成,而且即将“开刀问斩”。这在汪伪组织里可是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许多人如坠烟海,不明就里．一时间社会上各种传闻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