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辞让立碑”——另一种德政宣传

在唐代,“德政类碑刻”是为官之人的普遍追求,被当作一生的荣耀写入墓志,这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方墓志可以明显看出。但“辞让立碑”亦非鲜见。从制度史角度看,唐代德政立碑奏请程序不只是规范和限制立碑的手段,因其具有制度性和稳定性,实则也是德政信息传递渠道,是“辞让立碑”现象的隐性支撑。从观念史角度看,唐代文化精英对于“立碑颂德”的态度发生过转变,贞元、元和年间尤为显著。文化精英意识到“德政类碑刻”具有虚假的一面,这是“辞让立碑”的显性推手。虽然某些“辞让立碑”也带有博取虚名的意图,但无碑往往胜于立碑。“辞让立碑”被视作高风亮节的义举,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更高级的德政宣传。有德政而不立碑的地方官,代表着清高的政治品格,享有更高的政绩评价。     

他们的声音碎片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病逝。临终前,他很慎重地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说:"我死后,除护送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之外,一概不要打扰。不要墓地,不立碑,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和人类、宇宙融为一体。切不可把我     

从碑刻资料看北京东岳庙的香会组织

正一、香会的名目东岳庙最早的香会碑是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岱岳行祠善会之记》,但东岳庙创建之初应该有香会活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立碑的掸尘老会就称"自有此庙即有此会……绵绵延数百余年,可谓善善相因,绳绳相继,一人作于数百年之前,累代述于数百年之后"。通常建会历史在百年以上的香会称之为"老会",否则只能叫"圣会"。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撰文及立碑年代考辨

据罗振玉所藏《宋拓柳州罗池庙碑》对历代诸说加以考辨,得出全新结论: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作于长庆三年(823);而柳州《罗池神碑》当立于长庆元年(821)正月。     

张季鸾笃信“爱之宗教”

铁肩担道义的报人形象之下,张季鸾内心怀有着博大的“社会之爱”. 1934年秋,正逢楚林公百年诞辰,张季鸾回籍祭祖扫墓,并刻石立碑.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激荡下,当时社会“颇不讲此种旧事”.他无意特别提倡,而只是行其心之所安:本来报恩之道,各有所宜,不必强求一律,“只希望大家都亲亲而仁民,推广骨血的至情,涵养爱人爱国的挚感.我想这或者不是违背时代潮流”. 五四运动以后,“打倒孔家店”等反传统的观念一时盛行.相对于“家庭革命”等激进主张,张季鸾倒是较为审慎.他深信:“惟能实行者,始能立言.”     

立碑-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重要渊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清一代,商人们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行规的制定需要得到全体商人的同意并向官府申请,而官府以自愿原则作为审查的标准。立碑则是这一过程的最终表现形式。     

澳大利亚为毛毛虫立碑

20世纪初期,一个澳大利亚人把一株多刺的仙人掌从阿根廷带回了澳大利亚的布耳那格城。在这之前,布耳那格城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仙人掌。他们看到这种仙人掌不仅是一种清雅美丽的欣赏     

曹魏时期禁碑缘由考略

众所周知,立碑颂德、刻石纪功为营丧纪事之头等环节,自秦汉时期已蔚然成风,颇为盛行。然曹魏时期葬制相比秦汉奢侈浮华厚葬之风就显得格外俭薄严厉,隶属于葬制的墓前立碑也被封建统治者明文规定限制禁止。“禁碑令”的出台导致了当时葬制格局为之大变,其形式表现为墓前立碑由转入墓内的石质、砖制墓志取而代之。我们究其曹魏时期葬事从俭禁止立碑这一历史现象的缘由,笔者认为无非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而形成薄葬禁碑通行的时代局面。     

锡伯族人为近代锡伯族教育家司甫希贤立碑纪念的意义

近半个世纪的仕途生涯中,司甫希贤以“才具明敏,办事练达”而功勋卓著,他的功绩是多方面的,尤其在锡伯族文化教育建设方面,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是锡伯族近代教育的奠基者,锡伯族教育集中进行双语教学开始于司甫希贤,发展于司甫希贤,他的善举不仅为锡伯族的发展提供了优秀人才,更为整个伊犁河谷各民族的教育培养了师资力量,同时多批外派留学生回国后成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宝贵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