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传对汉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

《春秋》经传在汉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春秋决狱”、规范祭祀和立嗣继绝等行政管理理念的形成,深受《春秋》经传的影响;而由《春秋》经传衍申出的“守经知权”、“通三统”等理念,则对皇帝专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从王船山礼之经权思想管窥传统道德悖论的解决

儒家早期经权思想是关于道德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反经行权"思想,并开解决传统道德悖论之先河.王船山巧妙地将儒家经权思想运用到解决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上,认为在礼用方面经权思想非常必要,提出了"因礼以达权"与"权伸而不损于礼"以及"循礼之经"与"行礼之权"的方法论思想,并认为道德悖论解决的尺度是"求其称".船山运用儒家经权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并将传统经权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实现了礼之经权思想的价值开新.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决定的。该制度从自然伦理层面看,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从社会伦理层面看,体现了经权相济的思想。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建立现代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儒墨经权论之比较

经权论探讨的是行为主体在道德冲突中的选择与评价问题。儒家和墨家在经权论所涵盖的行为主体能否行权、行权原因、经权关系、行权条件、行权范围及行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上，所执观点由彼此对立、碰撞到渗透、吸纳，从而完成了一个极具理论意义的整合过程，为中国古代道德选择与道德评价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构建当代中国道德体系与伦理学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道德的情境性

道德与情境如影随形 ,道德不仅其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产物和表现 ,其发展和变迁也主要借助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人文环境的调节与影响 ,其价值取向与行为产生更受具体情境的直接影响。对道德的情境性予以重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社会情境中的道德价值 ;有助于促进良好的道德环境的形成 ,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更有助于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优化道德的实践     

探析孟子的权变思想——一种具体而超越的智慧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他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体系,另一方面他又为能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权变"思想就是其中重要内容,文章主要结合"反经行权""经权统一"两个方面对其"权变"思想进行探析。     

柳宗元《断刑论》经权之道

柳宗元《断刑论》提出三点意见,指出唐代仍用“刑以秋冬”制的“伪”与“惑”,由于未尽于经权之道。论文对时弊深刻反省,从儒家“经权之道”的原则评儒家“顺天应时”的原则,达到“以子之茅,攻子之盾”的效果,文笔犀利,情理俱备。     

公羊家的经权思想

“经权说”是《公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公羊》认为不需要事事符合经典理论,但为行权限定了条件和范围。即必须出于恻隐之心以行权,必须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以行权;经与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离开权的经,也没有离开经的权,而是权中有经,经中有权。     

去圣即凡：中国古代“制作”思维的生成及表现形式

作为一种原创性思维方式的“制作”,其生成和展现的一种内在逻辑和理路表现为,在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自我消解的历史中,逐渐超越了“圣人”、“先王”的身份指涉性,扬弃了以超时空的“道”为终极追求和价值依据的内在规定性,而将其视野复归当下语境与处身其中的主体性情与智识。这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制作”思维生成和展现的一种内在逻辑和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