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与考证学

考证是清代学术中研究历史文献的基础方法。近世学者用于研究古代文学，使文学史研究成为一门兴旺的学科。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从属于文学史研究基本任务，为历史地解析作品、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提供基本依据。考证重在证据，思维也起着重要作用。     

赵翼对野史文献的认识与利用

近代以来 ,治清史学者把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学家划分为不同学派 ,这对于深入认识乾嘉史学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出现因区分过细反而混淆学派界限的问题。把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和崔述等人归到不同学派 ,就是如此。赵翼对野史文献的认识与利用 ,和钱大昕、王鸣盛、崔述相比 ,只不过是考史侧重点有所不同 ,并不存在学派分野     

“展缓判断”求真相:冯友兰与胡适对孔老先后之争的学术意义——兼对冯友兰复胡适信函时间考证

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与胡适等人针对老子其人其书与孔子的先后问题,曾经展开过多次交锋。双方各自从所擅长的思想系统分析和考证方法辨伪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意见迭出。近半个世纪后,最终在出土文物的佐证下,胡适生前的推断被证明为真。他所力倡的"展缓判断"学术原则及对争议问题的处理态度对当下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浅论《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本文在简单介绍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和前人对《三国志注》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从史料价值、史学史价值和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三方面对《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计的注释有着明显的进步。同时裴松之发展了历史考证学。     

从焦循《孟子正义》看清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焦循《孟子正义》是清代考证学的代表作之一，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由此可以窥见清学作为“中国的艺复兴”的概貌及其兴起、繁盛的原因。清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当代借鉴，启示着我们正确看待学术与实用的问题，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繁荣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     

努力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访陈其泰教授

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讨:陈先生您好!我觉得您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以史学史来说,不仅涉及先秦史学、汉代史学、乾嘉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个案研究和系统性研究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过我认为您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密切关联——以岑仲勉晚年的史学成就为中心

新历史考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普遍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旨趣与治史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值得重视的新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互动作出深层次探讨。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成员之一,岑仲勉晚年学习了唯物史观,自觉将史观指导与历史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等项相结合,在隋唐史、黄河变迁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等问题上作出了新探索,取得了重要成就。以岑仲勉晚年史学成就为主轴,对此作总结与分析,可以获得一些哲理上的有益启示。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注、提倡并实践“整理国故”,不仅有其渊源已久的学术思考,更潜藏着他对新旧不同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的高度自觉。他在反思乾嘉考据学基础上提出的“新考证学”,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解构章学诚与王力——新考证学的可能性

一、客观性的神话 首先,我想简单描述一下日本现在的中国学研究的特点.因为我觉得由此能够说明为什么我对章学诚的思想和学术感兴趣并写成拙著<章学诚的知识论>的原因.接着,为了阐明章学诚学术的特征,我想先以王力教授的训诂学方法论作为章学诚学术方法论之反面进行批评,然后探讨章学诚文本论的现代意义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