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禅宗对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影响

从“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开拓创新,到“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的怡然自如;从“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信洒脱,到“何须更待黄粱熟,始知人间是梦间”的超然物外,北宋一代名臣王安石(1021~1086年),在主持了将近八年的“熙宁变法”之后,晚年     

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机关报

进城办报,同在解放区办报相比,工作和生活变化极大,各方面都同在农村的时候不一样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及时体现党中央的要求,使《人民日报》成为名实相符的中央党报。其中包括怎样适应新情况,使报社由办地方报纸向办中央报纸转变,     

新闻,短些,再短些!

近读一些省市级工人报,我发现,长篇文章与日俱增了,尤其是“周末版”。这使我想起一些新闻界老前辈的“呼号”。如胡乔木曾呼喊:短些,再短些!赵超构也曾呼喊:短些,短些,再短些!有的省市级工人报所以喜欢上了长篇文章,细究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报纸跟风扩版,但没有这么多新闻充填版面,只得将原来本可以写成几百字的东西,拉长成二三千字的大块头;二是报纸走休闲化之道了,误以为让读者休闲,就得用长篇文章来供读者消磨时光;三是有的记者没有写短文的基本功,只有写长篇的“裹足布功”,当然也有的记者认为,能写长篇文章,才显记者的真功夫。然而,不…     

胡乔木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的出版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广大出版工作者辛勤努力取得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曾担任领导出版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众多的出版战线上的领导人中,胡乔木同志是一位杰出的代表。胡乔木(1912~1992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     

胡乔木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三封信

一、致王子野②(1964年3月26日)二十四日来信和《走廊》一期已收阅。我非常满意地读了吴国英同志的文章,③并为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不怕困难和麻烦、不盲从外国或权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这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当然,他的工作中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应争取外援,全部解决,如仍有不尽妥善的地方也还要加以校正。总之,我很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够为所有编辑工作者在整个编辑工作中所学习,而不限于对中央所指定要学习的经典著作。④我更希望所有著书、编书、译书的同志们也能学习这种精神,有了这种…     

胡乔木致顾均正的信（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

均正先生:上海一家出版社已开始把丰华瞻②译的格林姆童话全集出版了,这是一件好事。中国青年出版社可否把安徒生的童话全集也设法编辑出版呢?你曾经译过安徒生童话的一部分,对于童话也很有兴趣,希望能就过去已出过的翻译品约人加以整理补充。丰译的文字不算好,丰子恺③先生的插图也不美观,安徒生全集出版时望能注意到。世界著名的童话现在出版的太少。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各国民间故事、鹅妈妈的故事、托尔斯泰④编的童话、马克退恩⑤的著作、金斯莱⑥、罗斯金⑦、斯蒂文生⑧的著作、科罗狄⑨、亚米契斯⑩的著作(爱的教育夏译须加润饰)…     

红色理论家胡乔木

差点卷入“反党集团”；因病休养，毛泽东致信关心。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乔木差一点进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庐山会议的初衷是纠“左”，胡乔木被毛泽东指定是会议决议起草小组的组长。会上，胡乔木与曾经担任和仍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周小舟、田家英、周惠、李税等接触较多，且思想上与彭德环的意见比较相通。彭德怀被揭发批判后，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受到株连，胡乔木、田家英也险些被划进去。     

乔木同志的一封信

我手头有一封1984年11月18日胡乔木同志写给萧乾和我的信。这是复印件，原件已捐给清华文库永久保存。说来，胡乔木还是我的清华学长呢。     

论邓小平晚年的政治智慧

作为一代政治伟人,邓小平退休后仍殚精竭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把毕生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他退休后积极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果断应对政治风波、身体力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竭力为中国发展定航向。他退休后的重要政治活动,极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快车道。他非凡的智慧、卓越的胆识、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对于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大力传承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克木晚年散文的核心言说对象——文化

晚年的金克木把笔触深入到文化的层面，通过对历史与现今文化的回顾、比较及分析，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进行挖掘与展望。金克木喜欢对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议论，而他的评价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定位往往不同，而且有的人物还是我们所不熟悉的，金克木对他们的评价总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是文化意义。因为金克木的写作目的很明确，为时下的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