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年谱(节选)

本文选自《黄宗羲年谱》中的崇祯十一、十六年及康熙九年之全文。崇祯十一年梨洲参与的《留都防乱檄》事件,掀起了东林与逆案再一次交锋。是年,又是清兵入塞,京师戒严。梨洲特撰注《西台恸哭记》、《冬青引》以明志。崇祯十六年,笔者对黄炳垕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失考之处予以匡正。康熙九年,梨洲为高旦中题主,遂宿育王寺观舍利,后撰《阿育王寺舍利记》。略谓:“舍利本系释氏涛张之物,况一伪再伪,不足为奇。     

论新时期高职生应树立的义利观

"义"和"利"是中国人进行道德评介的主要标准,"荣"和"耻"是对人们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一种方式,有什么样的义利观就有什么样的荣辱观.当代高职生(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在校生)应树立的义利观是坚持"义利并举",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对待自己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对待他人要倡义导利,为义舍利;对待集体要义利统一,终生取义.     

永州阳明山佛教文化品牌如何打造

永州阳明山拥有秀丽的山水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但秀峰禅师的“七祖”身份,以及他的肉身舍利,从明代以来,无可争议地成了阳明山的镇山之宝,也是阳明山的灵魂。进一步宣传、打造阳明山的佛教文化品牌,对于提升永州这张“文化名片”的含金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兖州兴隆寺塔兴建及地宫供养佛舍利之寺院关系考

兖州市兴隆寺塔地宫出土的宋嘉祐八年＂安葬舍利＂碑文中提及了龙兴寺、精妙寺和重光寺三个寺名以及三十余个院名。这些寺、院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这涉及到该寺塔的修建究竟是一种基本上局限于宋代龙兴寺一所寺院及其分院的单独行为,还是一种较为广泛地动员和求得了当时兖州佛教界支持的教界集体行为以及部分施主支持的社会行为。经辨析考证,除了少数＂院＂为宋代兖州龙兴寺的下属＂分院＂外,绝大部分＂院＂应该是独立的佛教寺院,它们与龙兴寺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规模宏大雄伟之宋代兖州龙兴寺塔,正是在宋代兖州各佛教寺院僧众以及诸多社会信众的助缘之下修建成功。     

大学学报

封面故事:世界上最老的"阿舍利"石器已知最早的石器是从大块石头上以粗糙的方式凿下来的简单石片,被称为"奥尔德沃"传统(文化)。之后是比较先进的"阿舍利"文化,其代表是叶子形状的双面工具,或称为"手斧"。"阿舍利"被认为是直立人的特征技术。"阿舍利"文化出现的时间仍不清楚,因为时间在140万年以上、年代比较确定的地点很少。     

《通志》“梵竺四曲”考略

郑樵《通志》所录梵竺四曲,《舍利弗》是中土善声沙门截取《妙法莲华经》中世尊所说的偈并裁减经中的一些情节而成的呗声,与西域所传梵剧《舍利弗传》并无关系;《法寿乐》是文惠太子为配合自编舞蹈《法乐梵舞》的演出而令王融创作的乐歌,非呗声或徒诗;《阿那》为蠕蠕国遗存的佛曲,此曲名非原曲名,后来的好事者用此曲填写新词歌蠕蠕主阿那的事迹,于是就用阿那的名字为曲名,取代了旧的曲名;《摩多楼子》则是从西域传入的佛曲,今传歌词肯定不是其原歌词,只是在它传入中土后,才有好事者沿用其名写了歌词,借以言＂征战行役之苦＂,并非是因梵剧《舍利弗传》中有征戍情节而拟述之。     

从和田布扎克彩棺看唐-五代长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文章以和田布扎克基地出土的两具彩绘木棺为观察点,结合我国长安等地发现的形制类似的佛舍利棺椁,对唐一五代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发展,尤其是佛舍利棺椁上的中国化变异、同时以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状况进行了探讨,并指出这种变异也影响了西域和田地区.     

扛花环的童子和带翼人物

早期犍陀罗佛教美术的一个重要装饰元素(图1)是扛花环的童子(Amorino)。这一装饰元素,一般出现在窣堵波的基座、圆柱塔身中部以及阶梯的侧面,也出现在舍利容器上。比如有名的迦腻色伽舍利函的中部,就围绕着一圈扛花环的童子作为装饰。花环呈波浪起伏,其间是贵霜君主和日神、月神的形象,在波谷则点缀着坐佛。     

《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散记

近有缘收藏到朱拓《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兴趣盎然,疑问也接踵而来。如刻石的出土地、出土年代及现存状况、拓本流传情况等等。     

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琉璃舍利棺

陕西扶风县博物馆收藏有一具堪称唐代釉陶产品代表作的琉璃舍利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