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笔浓情——葛亮小说的形象类型分析

人物形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要素,在作品中一直扮演承载作者审美情志、思想感情的角色。葛亮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充分展现了他扎实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细腻的观察力。他塑造的小说形象大致可分为小人物、知识分子、局外人、动物形象四大类,体现了葛亮创作中多样的审美趋向与世界观。     

行走在边缘的女人——葛亮《阿霞》的底层书写

葛亮的底层书写从卑微中烘托行走在生活边缘的"英雄",却又冷峻地将希望之光在苦难的底层社会粉碎。《阿霞》以大学生毛果的视角,旁观了患有狂躁抑郁症的农村女孩阿霞在餐馆打工并最终"发病"的故事。阿霞是底层打工女性的缩影,是男权社会中难逃传统家庭制度束缚的女性代表,是背负"疯女人"的眼光而无法跻身常人之列的另类,阿霞凋零的悲剧象征着无数正行走在边缘的女人。     

论葛亮《燕食记》中的饮食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

饮食书写是理解《燕食记》的重要维度,小说借粤港点心和上海本帮菜美食传承的故事,展现了葛亮对于当代城市移居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并揭示出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南京和香港的多重文化体验让葛亮深入思考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进而他在《燕食记》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追寻方式：戴明义和荣贻生等老辈移居者坚持“单一”身份认同观,试图以“怀念故乡”与“持守本土”的传统方式来固化自我身份;而新一代“香港人”陈五举秉持的则是一种现代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尝试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中调试和重构自我身份。显然,葛亮赞同后者,外来移居者不应该只局限于“异乡人”与“香港人”之间的身份辨析,将自我定位于某一种身份,而应在承认“多元”身份的同时促进跨文化交流真正走向多元化。葛亮借助饮食书写完成了对外来移居者的文化身份的追寻与确认过程。     

葛亮小说的底层书写与叙事艺术研究

底层书写是葛亮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温情书写”是葛亮的一大特色,叙事技巧的运用渗透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考量.儿童成长视角的切入显示出作者平等而真诚的创作姿态;“再现”和“讲述”的叙述模式,体现出作者的深情与矜持,同时也营造出若即若离的艺术美感;复合而舒缓的叙事时间,使叙事节奏缓慢绵长、温情动人.     

葛亮小说《朱雀》中南京的地理空间及其意蕴指向

葛亮的长篇小说《朱雀》以细腻的笔法书写了南京的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以及由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厚重的历史传统造就的南京包容古典、接纳现代的城市个性。葛亮笔下的秦淮河、朱雀是代表性的地理意象,反映了作者对南京的独特记忆。《朱雀》的地理空间及地理影像呈现多重指向：城市记忆的历史指向、“大萝卜气”的民间指向与新旧杂糅的都市指向。     

当代文学如何打破宿命之“命”——葛亮小说论

葛亮小说中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主要呈现为两种情形：一是血缘决定的出身论,二是时代环境下的人物生存困境。宿命的难以摆脱成为小说中人物的主要困境,而日常生活的温情和救赎者的出场弥补了宿命的悲凉。葛亮试图通过反叛者的挑战超越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但挑战的失败说明了宿命的强大。在宿命的观望姿态下平稳的生活,或许是葛亮给出的关于宿命的解药。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当代作家,葛亮把故事情节和谜底归结为宿命是不够的,而应以更大的勇气去质问、抗拒和挑战“宿命”。这是葛亮在以后创作中所需要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一个优秀小说家从传统叙事走向现代叙事、从平庸迈向经典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