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浪漫与革命相遇--论蒋光慈对拜伦的接受

蒋光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独特价值的作家,他的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受到了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个性的因素和时代的需要,蒋光慈所理解和重构的是一个既有侠义色彩又具革命精神的蒋式拜伦形象,这也使他的“革命文学”创作表现出独特的气质。     

游走于暴力和正义之间——论蒋光慈的革命侠义情结

蒋光慈从小深受侠文化影响,侠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灵魂洗礼,在其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结——革命侠义情结。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始终流贯着革命侠义情结．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建构的理想,而且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追求。这种革命侠义情结的特点呈现为革命与侠义结合,人性与侠性交融,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民众觉醒、砥砺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     

蒋光慈与《丽莎的哀怨》:革命现代性主题的忧郁表达

在蒋光慈的革命现代性主题小说中,《丽莎的哀怨》作为感性叙述的“典范”与另类叙事的脚本,它的文本情绪是忧郁的,这意味着一种哀怨之结和重要过渡,标示着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文本显现和叙事焦点的转移,突显了中国普罗文学发难理论与作家自我认同的矛盾纠葛。     

蒋光慈与中国现代文学——兼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特性

蒋光慈作为中国革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其诗的总体特征是激越昂扬,奔放有力,深沉而富于政治鼓动性。而他的小说则更紧密地配合革命斗争,具有革命文学的时代感和战斗性,既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审美特性,又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蒋光慈现象

1930年10月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登出下面一条新闻：     

论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中的“凝聚化”倾向

作为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家之一,蒋光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以"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确立其个人特色与地位,而其在革命理论上的具体内容则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诠释,被遮蔽在左翼主流批评话语之下。与风格鲜明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相比,蒋光慈的文艺批评似乎显得缺乏新意,多为对苏联拉普文论的机械照搬,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为数不多的文论中仔细挖掘出属于蒋光慈个人的独特理解。只有立足于蒋光慈所处特定历史语境并充分地考察他对"革命"的个人化的理解,我们才能完整、鲜活地把握蒋光慈及其创作和批评,同时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他的"革命"概念具有着形而上的特质,是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并混杂其他概念蕴含的集合体。     

“单纯”的叙述与欲望化历史场景——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咆哮了的土地》

作为革命小说的范本,作为蒋光慈的代表作,《咆哮了的土地》展示了当时农村被重构自身文化与历史时的欲望化场景以及作者对此体验和臆想后的"单纯"的叙述。     

在“安那琪”的旗帜下

1918年,在欧洲灯光渐渐熄灭之际,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旗帜席卷了第三代人。     

论地域文化对蒋光慈英雄气质的塑造

蒋光慈英雄气质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有着直接关系。他少年时期在安徽金寨县生活,受淮夷文化、侠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形成英勇无畏、自由放任的豪迈性格,心怀不平、敢作敢为的侠肝义胆和革故鼎新、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在安徽芜湖求学期间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和英国大诗人拜伦影响,表现出侠客式反抗者和东亚革命歌者的风范,为其日后投身于革命文学事业塑造了刚健的诗性人格。     

叙事的源起和欲望介体的场景化--蒋光慈前期革命小说读解

蒋光慈在其前期革命小说创作中，实际上已经阐明了革命及其叙事的源起，设定了后期小说中革命者的主要内质，缘此不断地衍生出相关的主题、模式和人物，而叙述中的背景城市——上海，则被作为欲望介体，它不但是作者将主体观念转化为小说文本的中介，也是向世人展示特定时期内革命理念发生作用的表征性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