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以字解经

以字解经是龚自珍最重视的解经方法，龚自珍认为任何一个文字都完整的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形、声、义对于经典的训解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特别重视音韵对解经的作用与价值，强调等韵为明天下汉语的关键所在。他肯定乾嘉汉学以字解经超迈前代，但却不迷信，并有所批评。他赞许乾嘉汉学求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但反对乾嘉汉学的斤斤于考据的学风。     

也谈《周易》之“童”——兼与廖名春、吴辛丑两位先生商榷

廖名春先生的文章提出《周易》之"童"除了《旅》之"童"释为奴外,其他"童"字均当解为"去尽"或"脱尽"之义。吴辛丑先生则认为廖文无论在材料还是方法上都存在问题。其实,廖文或可略备一说,但嫌证据不足;而吴文的辩驳则偏离了《周易》取象比类的思维特点。     

基于古代文学对——“经传”“经说”“经解”的探析

"经传""经说""经解"三种解经文体均宗经而出,是先秦最为重要的三大解经文体。但是目前学界对三种先秦解经文体并没有足够重视,对于三种解经文体的差异也没有清晰认识,常出现"经说""经解""经传"文体名称混用、误用的现象。文章从文字学和文体学两个角度论述"经说""经解"与"经传"三种解经文体在阐释目的与文体特点上的不同,以此区分三种不同的解经文体。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从《河南集》和《五代春秋》等细微处探讨尹洙的《春秋》观

尹洙是宋初古文家,同时是一位深于《春秋》的学者,然尹洙并没有关于《春秋》的专门著作。本文以其文集《河南集》和史书《五代春秋》为基础资料,从尊王攘夷、解经方式、正统观三方面来谈尹洙的《春秋》观,并分析成因。     

明代六经论的历史变迁及其学术意义

本文以明代文学中的六经论为切入点,分析六经论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包孕的意义.明初,六经论具有因心以求经的特点,追求人心与天地的内在平衡.台阁文学时期,力图统合理学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更强调六经的政教性质.前七子以对史传文学的强调指斥六经诸儒之言,后七子用理事论否定六经在文学中的作用,共同将六经悬置起来.王阳明创为心学,直接导致"糟粕六经"风尚的出现,本色论成为明代六经论的新论述.文法论则用文学的方式解经习经.     

接受主义美学语境下关于“诗无达诂”的辨释

"诗无达诂"源出《春秋繁露》,本为一种汉儒的解经方法,被后世引用来释诗,往往也是说者断章取义、自言其说。然现代人将之作为接受主义的代名词实为不妥,而以之为托词,则更是走进了作品释读鉴赏的误区。     

论先秦两汉解经文体的萌生与确立——以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为中心

"故训""传"是先秦时期就开始流行与运用的解经文体,到两汉时期伴随着经学的昌盛蔚为大观。惜先秦时期缺少独立的文本。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的发现,是古代解经文体史上的一块活化石。其"故训""传"体例,证明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经"的解释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而且这种文体不仅用于解释儒家经典,同时在其他行业经典文本的传授中业已使用。     

论苏轼《论语说》的新异与特色

《论语说》是苏轼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但一直以来因为散佚使得世人难以窥见其面目。现在有幸通过近人辑佚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论语说》的基本面貌。它明确融佛、道于儒,阐释一些儒学概念;解说中辨析烛微,不为尊者讳;用学者兼文人的眼光审视《论语》,校正了许多错误,拉近了经典与现实的距离,为经典的阐释方式带来许多新奇。这自有其学术史上之价值。     

中唐解经范式变革发微——以新《春秋》学派为中心

唐代儒学由于外部佛道势力的冲击和内部经学的僵化之困而日益式微.因此,如何恢复儒家经典的生命力来复兴儒学成为中唐主要的时代课题.新<春秋>学派批判"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经学传统,主张从经史合一的<春秋>中探求"圣人之微旨"、"王道之根源",假圣立言,掀起了由章句向义理转变的解经范式变革和由"叙事"向"义理"转变的史学变革以及主张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的本文变革,开辟了儒学从汉学向宋学演进的先河.     

从“以经解经”到“以《易》解经”——清代以来儒学经典诠释中的一条哲学性进路

清代经学承继汉儒"以经解经"的学术方法,惠栋、张惠言等利用这种方法研究《周易》,并复兴了汉代象数派易学传统,表现出一定的义理关注维度。焦循则从象数派易学中引申出旁通、相错、时行等原理,结合《易传》哲学来诠释儒家其他经典,是为"以《易》解经"的思想范式,这一范式又由太谷学派的几代学者发展并构建出一套比较严密的学说体系。这种经典诠释路径,其中蕴含了清儒对形而上问题的关注维度,在"以《易》解经"的诠释视角下,先秦儒家经典皆统贯于《周易》而构成一体,以人事合于天道,形成了清代以来经学的一条独特的哲学性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