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郊祀的演进及对后世的影响

东周初年，秦襄公立西畸郊祀方位帝白帝。其后四百多年间，秦由只郊祀白帝发展为郊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四个方位帝。秦统一天下之后，郊祀之礼固定在雍四举行。西汉初期。刘邦在秦郊祀四个方位帝的基础上，增加黑帝成为五帝，雍四畸成雍五畸。尽管秦之郊祀方位帝与西周之郊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郊祀模式，但由于西汉初期的承袭，仍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礼乐诗歌的多重情境——以宋代郊祀诗为范例

礼乐诗歌是雅乐乐章的组成部分,以描绘祭祀天地宗庙、朝觐盟会、阅武告捷、新谷祷雨、敬老立学诸礼为主要内容,展示出礼乐相成的独特情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礼行乐奏的仪式情境;礼德乐和的诗歌情境;诗礼交融的审美情境.典礼仪式实践,其环境的选择、场景的构设,以及人物服饰、举止、语言、歌唱、舞蹈等因素构成一个综合展演的"仪式情境".乐章应用于"仪式",是仪式情境的组成部分;描绘典礼的诗歌,又以仪式情境为抒写对象,以特别的"礼""乐"意象,构建起礼德乐和的诗歌情境."德"为礼之灵魂,"和"为乐之功能."礼"是躯干,"乐"即精气.有躯干可以站立,通精气才有生命.礼乐配合中,"乐"的"流走"把"礼""贯穿"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当诗人用"诗"再现这一"有机体"时,便创设了诗、乐、礼浑然一体的审美情境.     

西汉《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之比较研究

《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由于产生时代和祭歌性质的不同,在主旨、祀神态度、歌诗源流及其音乐特征呈现出较大差异的个性特征,由此可以窥见西汉祭祀诗歌的不同面貌。     

西晋郊祀制度研究

"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对中国当下的学术产生了影响,这种理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本文以西晋郊祀制度为例,揭示儒学作为大传统如何规范皇帝亲祠、规范郊祀制度,从而使秦汉以来神仙方术与民间淫祠杂祀等小传统淡出郊坛.     

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

汉代儒学的正统化，为汉王朝统治者建立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提供理论依据。而儒学化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发韧于汉初的改德改制运动大功告成，也意味着汉袭秦礼的历史的结束。本文以汉代郊祀、明堂、封禅等宗教祀典及其礼乐制度的发展变化之迹为线索，具体地考察了宗教儒学化与儒学正统化的这一历史过程。     

两汉祭祀文化研究初探

祭祀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认为"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     

司马相如与汉代郊祀歌诗写作关系新论

虽然司马相如是否曾经参与过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难以确考,但其对于汉郊祀歌诗的创作意义重大。相如所作《封禅文》及其他赋文,首次在文学创作上呼应了思想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一说,深合武帝心意,由此确立了郊祀歌诗创作的思想基础;其赋文以铺陈祥瑞、描写神人同游来体现"天人感应"的写作方法,亦为汉郊祀歌诗所继承。司马相如的赋文对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和示范意义,因而班固在《汉书》中屡次指称相如为汉郊祀歌诗制作的首功之臣。     

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

本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     

信仰、仪式与天人之际——董仲舒论祭礼

祭礼是传统中国信仰生活的核心承载形式,其政教效能为董仲舒所关注。郊祀在祭礼中地位最尊,是王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极力论证郊祀绝不可废,认为《春秋》不因丧废郊,足见祭天的重要性超越一切现实政治事务,他更以周、秦二代兴衰之对比,将郊祀礼理解为子对父的孝道侍奉,在强调天之神圣权威的同时,将之纳入儒家之德行与教化理论系统,在人文理性的价值秩序中为其奠立必不可废的道义根基。董仲舒之宗庙四祭说代表汉儒对古传礼仪的典型诠释方案。其祭祀思想中最富于汉代思想特色者,是阴阳观念的大量运用。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贵阳贱阴与阴阳中和两种观念实并行不悖,这一点也成为汉以后中国哲学理解阴阳关系的主导模式。     

论郊祀与《汉郊祀歌》

汉武帝时期郊祀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汉郊祀歌》的文化特征。《汉郊祀歌》在继承中原雅颂文化传统的同时,在内容、形式表现上都出现了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