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论“经权”

陈淳的经权思想可归纳为三：在经权观上,他阐述了经权相对不相悖的辩证经权观,由此建构起权衡权变理论框架;在权中观上,论述了权衡权变以＂得中＂为原则,即权衡权变的适度性问题;在用权条件上,提出了＂理明义精＂是权衡权变主体的必备条件。陈淳的经权思想具有传承性、周延性和历史性等特征。他尽管没有其师朱熹那样博大精深,但在理学经权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陈淳对朱子礼学思想的践行与奥义开显

陈淳以“理”为形上基础,“礼”为实践准则,在躬行与推阐礼教的过程中开显朱子礼学之奥义。陈淳认为礼兼具修身与治世之用,因此他积极推动礼的教育与礼俗改革。他系统论证了“仁”“理”“礼”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从本体论的层面昭示了天理的实有性与实存性,还从工夫论的层面论证了躬行礼乐制度达成天理境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论南宋理学家陈淳的诗歌创作

南宋理学家陈淳的诗歌在理学诗派中是较有特色的,值得总结、研究。陈淳的诗歌以"切于日用"为主要原则,艺术性虽然不高,但却丰富了理学诗歌的吟咏主题。陈淳将诗歌视为说"理"、反省与施教的一种特殊工具,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具有充实的性理内涵、深刻的自省精神以及饱满的教育热情。因而,陈淳的诗歌反应了理学诗的某些共性,又有一定的特色。     

白阳之“仙”与青藤之“禅”——兼论文人画之主流与潜变

陈淳、徐渭是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开山祖,其花鸟画是文人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晚明时期盛行于文化精英间之“心学”与“禅学”,是长期发展与高度成熟的中国农业社会萌生并向工商社会转型之各种社会因素这一大时代中的时代精神,从白阳到青藤,其承传性、一致性与相异性都主要是这一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所造就的,其中个人的主观条件,个性、气质、境遇等又起着内应的作用。通过对陈淳、徐渭生平、思想的几个有关问题作出考辩,并进而讨论其生平、思想、个性怎样影响了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文人画发展过程中儒、释、道的相互作用,论证两人的艺术对于董其昌及以后文人画发展到以笔墨为最终依归的历史功绩。     

陈淳的经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以《礼》《易》二经为中心

陈淳研究一直局限于理学范畴,即使朱熹经学思想被高度关注之际,学界对陈淳经学思想研究仍旧寥寥无几;但是陈淳的经学思想是其作为“紫阳别宗”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在礼学方面,他在朱子重视礼与乐的基础上强调礼乐一体,强化礼乐双修过程,推广礼顺人隋的思想于日常教育过程。在易学方面,陈淳寓深奥易学于儒家文化的普及过程中,大力普及经学教育。由此形成了重视经学思想,卫护朱子学派而影响深远的北溪学派。     

浅谈陈淳《牡丹图卷》

花鸟画发展到明代,可以说是一个飞跃。明代花鸟画打破了院体画的“场景化”,“情节化”的构图形式和富丽堂皇的色彩表现,笔法逐渐简括,墨色开始淋漓,相对有一种即兴作画的写生特点。如果说沈周以他聪慧的才情使得花鸟画别开生面,文征明令花乌画清新雅致,那么陈淳则是继承了二人的画风后始着眼于自然界的花虫草木,将勾画点叶与设色没骨结合而用,另加之自己对于生纸的灵活运用,使得其画更加具有墨趣。从其《牡丹图卷》,我们可以看到其逐渐走向大写意,逸笔草草的风格状态。     

卡什人像收藏——陈淳涛访谈

尤素福·卡什（Yousuf Karsh,1908～2002年）是加拿大著名的人像摄影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到过渥太华的名人,都以能获得一张卡什拍摄的肖像为荣。西方许多著名的艺术博物馆都设立专柜收藏卡什的作品。卡什生于土耳其的阿美尼亚。1924年,卡什当时16岁,就投奔住在加拿大的叔父纳卡什（G.Nakarsh）。他的叔父是个摄影师。他跟随他的叔父在照相馆里当学徒,从而走上了摄影之路。1932年,卡什在渥太华开设了著名的渥太华照相馆。卡什一生曾为世界各国的许多政界人物和名人拍过肖像,如丘吉尔、比加索、肖伯纳、爱因斯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尼赫鲁、铁托等。他的得意之作是丘吉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美国盲人女作家海伦等人的肖像作品。陈淳涛先生的访谈,对欣赏和了解卡什的人像摄影艺术品,扩展读者和收藏爱好者的视野,以及如何收藏国外的古董艺术品,相信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从书画关联性角度试析陈淳的花鸟画风格

陈淳是明代重要的书画家,在融汇书法和绘画上都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书画出于吴门,而能青出于蓝,顺应自身天性,淡泊自知,将书法与绘画融通,以别具一格的书画面貌为时人所重。本文即是想从书法及绘画相关性的角度,来谈谈其绘画风格的演变。     

浅色淡墨总相宜 明代陈淳花卉三品

明代陈淳工花卉,重写生,＂一花半叶,淡墨欹豪,疏斜不乱＂,＂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他与同时代的花鸟画名家徐渭（号青藤道士）齐名,画坛并称之为＂白阳青藤＂。其写意花鸟笔法对明清以来的画坛影响极为深远。     

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

夏王朝是否存在，过去由于史证较少曾被一些学者所怀疑。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对夏王朝的存在已不怀疑，然仍有部分外国学者出于种种原因，捡拾过去学者的论点而对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陈淳博士发表于《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的《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一文，采取转述国外学者有关批评的方法并基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认为夏是“杜撰”的。此论很值得商榷：一、不能带着“周人杜撰夏朝历史”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二、甲骨卜辞中并非没有丝毫夏的踪迹；三、夏与商、周一样，同属于“早期国家”；四、不能否定二里头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夏朝历史及中国早期国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