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宣两朝甘肃地区经济状况述评——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同治回民大起义期间,甘肃众多地区沦为战场。战后的光绪、宣统朝,甘肃各地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北的政权统治情况以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的社会发展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光宣两朝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设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总结,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同治回民大起义的影响以及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甘肃经济、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     

论左宗棠在陕甘的赈灾惠民实践

左宗棠在陕甘地区进行了很多赈灾惠民实践。他关心民众疾苦,爱惜民力,主张官要为民办事,采取了赈抚回民、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振兴文化教育等诸多措施,重视增强灾民的防灾抗灾意识,发展公益事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对陕甘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且对我们当今发展社会经济事业乃至为官之道都具有借鉴意义。     

开封山陕甘会馆建筑装饰中的审美意识

建筑装饰的意义在于保证满足实用功能的同时,使呆板的建筑格局变得灵动活泼,反映创造者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开封山陕甘会馆建筑装饰内涵丰富,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精神和审美意识,整体建筑充满神韵,富于浪漫气息,从中可以也看出清代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广泛认可的心理需求,具有民间建筑的独特性。     

左宗棠与京西水利建设

正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晚清重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湖南湘阴人。左宗棠一生非常注重兴修水利,这与他青年时代有过一段耕读生活及在家乡时遇过水灾,有修渠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和与他有着密切交往的林则徐、陶澍等友人有关。他的这些朋友亦是非常注重兴修水利且有一定治水政绩的。如林则徐认为:"水利是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1];陶澍认为:"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最关紧要"。[2]另外,左宗棠用兵西北时,亦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治西北者,宜先水利"[3]"开屯之要,首在水利"[4]"水利为屯政要务"[5]的道理,并进而认为"水利兴废,关系民生国计"[6],所以他非常重视西北     

对《鲜为人知的“六盘山红军命案”》的质疑

1993年9月28日《文化时报》发表吸兴旺“六盘山红军命案”的文章。本文认为,所谓在环县耿湾发生的“六盘山红军命案”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史文中提到的许多问题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陇东的长征经历史实不符。二、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应证,没有环县耿湾死过三百红军之说。     

百年前的穿越与现时的回归——《穿越陕甘》漫谈

<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在中国北部考察之旅>是美国人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于1908-1909年在晋陕甘三省进行科学考察探险活动所写的一部著作.文章从分析其内容入手,探讨了此书的研究价值.     

民国陕甘大灾荒对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的影响探微

民国时期中国西北陕甘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灾荒,致使民不聊生,生活困顿。因为陕甘地区的大范围灾荒使得广大农民纷纷出逃,变卖家产和生产资料,造成田地抛荒,无人管理。久而久之,演变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     

陇坻古道的繁荣与衰败

在陇山四道中陇坻道开辟较早,春秋时即已通行,但至秦汉时仍未成主要通道。三国后,因 “秦雍多故”,陇坻道地位日显,在隋唐至宋元时期极度繁盛。明清时期随着陕甘间兰州官道的兴盛,陇坻道 渐次衰落。     

陕甘根据地对长征胜利的独特贡献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陕甘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对红军顺利落脚陕北、实现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根据地不仅使中央红军长征有了最终的落脚点,而且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央红军给予了极为关键性的补充,并推动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中共中央立足陕甘根据地新的大本营,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基础上,领导各路红军,实现了革命大本营的转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杨增新:殚精竭虑保边疆的“新疆王”北大核心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一个传奇人物,从1912年到1928年17年间,不管国内局势如何动荡、政权如何变化,都牢牢地控制着新疆的一切,是名副其实的“新疆王”。他,就是杨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