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游济宁太白楼、南池与御制诗文史料考论

乾隆帝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六次御驾亲临济宁州,登太白楼,赏游南池,御制诗文,缅怀李杜：御制太白楼诗歌6首,御制南池诗歌15首,并作《御书杜诗》文一篇,立南池杜甫《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碑,题济宁南池少陵祠＂荩臣诗史＂匾额一个。乾隆以帝王之特有视角,吟诗品评李杜劣优。以详实全面的史料文献为依据考证源流力图还原乾隆畅游济宁太白楼南池的本真历史和作为一代帝王乾隆情系南池杜甫的思古幽情。     

论宋诗对唐诗的继承性

中国诗歌经历了唐诗的极度兴盛之后。发展到宋诗阶段形成了新的独特的诗歌风貌。宋诗体现出对唐诗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调张籍》诗歌主张探微

韩愈的《调张籍》一诗以轻松委婉的形式盛载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调侃的大前提下,明确打出了“李杜并重”的大旗;从实践和理论上阐发了“骋思趋奇”的主张;曲折表达了“不平则鸣”的思想,充分展示了一代文坛盟主的艺术才力、论辩风度和人生感遇。     

杜甫蜀道纪行诗论略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十月之交从秦州出发,南行经汉源至同谷,停留不足一月,又于腊月初一至月底行抵成都,一路领略了蜀道之奇险,有意识地写下了二十四首纪行诗以及《同谷七歌》和《万丈潭》等诗。这是杜甫刻意创作的一组借蜀道山水来抒发自己和国家进入困境时期的无限感慨,若仅以山水诗去解读,有贬于杜甫蜀道纪行诗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试论杜甫客居陇右时期思想意识的新变

杜甫客居陇右期间,思想意识发生新变。诗人的目光从社会的理性转向个人的情感层面,情绪由慷慨激昂转向苦闷低沉,态度从积极进取转向冷静省思。对理想的理性审视,引发了对君臣观念的深省;对归隐的认真思考,表现出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同时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力于诗歌表现形式的探索,并由此带来审美情趣的变化。     

杜诗“切姓而用”手法例释

杜诗诗法森茂,变态万端,"切姓而用"为其一例。所谓"切姓而用"即暗用同姓人物典故以取得表达简洁效果之手法;因多用于交游、赠答诗中,故又可收阅读亲切之效果。本文用举例的方法解释杜诗中"切姓而用"同姓人物典故的来源与含义。     

杜甫居蜀饮食诗歌探究

通过对杜甫晚年居蜀饮食诗的探究,认识杜甫的人格与风格以及四川的天然地理、人文风情、川菜食材、烹调方法与饮食文化的关系。     

杜甫题画山水诗管见

在杜甫的题画山水诗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他对诗歌艺术及绘画艺术的重要见解,领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杜甫注重神韵,崇尚形神兼备之美,注重虚实结合,强调想象,认为画家要乘兴遣画,讲究经营位置,他的诗题画与咏怀相结合,延伸了画意,达到了诗画交融的境界。     

宋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杜甫论

宋代诗学批评普通推重杜甫。其论评极富特色，表现为：从对杜甫及其诗作总体上的大力推崇到把杜甫偶像化、神化，由对杜甫思想及其诗内涵的肯定到一定程度上出现穿凿、曲解杜诗的批评取向，从用“诗史”称扬杜诗到“诗史”意义的多样化，宋代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走过了其繁复的过程，呈现出多维的视野。这为后世更辩证深入地研究杜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杜甫“清狂”性格的文学表达

人们提到杜甫,通常联想到的是诗人那饱经沧桑的忧国忧民形象。但每一个人都不会绝对地属于某一种性格,杜甫也不例外。除了内敛沉郁之外,“清狂”也是杜甫性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贯穿他的一生。文章将从老杜之狂的形成原因、表现、作用以及文人对其“狂”的评价,对杜甫清狂的性格进行文学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