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同说的专制性特征解析——兼及尚同说对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墨子针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但是，墨子认识到仅仅靠“兼爱”“非攻”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奏效的，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和服从的政治权威，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要想实现社会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墨子提出了“尚同”说，即“一同天下之义”，以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为根本标准，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思行事，“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对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的权威要无条件地服从。墨子的“尚同说”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尚同”学说，从古代中国统一的意义上讲具有积极意义，反映了要求制止战争、以达统一的愿望，但是，其学说自身的矛盾性，使他的“尚同”思想抹上了比较浓重的专制主义色彩，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韩非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继承了墨子的尚同说，建构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     

拟古写真交融奇辞奥旨同辉——韩愈《琴操十首》的审美观照

韩愈的<琴操十首>是我国历代琴操诗的扛鼎之作.它借古鏊今,笞挞现实社会中的佞人专权,表达诗人憧憬圣贤的诉求;它巧妙地化用本事抒怀,展现了诗人的忠君意识、遗弃意识、反省意识和自赎意识相互交织的独特心灵世界;它奇辞与奥旨同辉,生命与意象叠印,以无我凸显自我,从而做到了古今贯通,物我无间,使音乐与诗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音乐文学的发展.     

从明清志书看韩愈故里及韩愈墓所在地问题——以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为例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     

施奈德翻译的寒山诗对寒山文化身份的限制与重构

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在美国文化中被接受的原因在于,译者施奈德为了迎合垮掉派亚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建构,对寒山的文化身份进行了限定和重塑,使寒山具有了杂合的文化身份,从而使其成为美国垮掉派的精神领袖,在改变美国道德和文化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韩愈赋评

韩愈贞元、元和两个时期的赋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具有不同的特点.韩赋反映了封建社会在用人方面的失误和不公,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韩赋短小简要、构思新颖、语言精炼,突出体现了以文为赋的特征.韩赋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抛弃了散体大赋的诸多长处,缺少鸿篇巨制,故在赋史上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力.     

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

韩愈排佛,主要是利用《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之辨"理论在佛教的宗教层面上反对佛教,很少涉及到佛教的义学即心、性等理论方面。韩愈与僧人交往并作序、赋、诗相赠的行为,不会影响其作为中唐时代排佛最猛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韩愈排佛却在生活层面上与僧人交往的这种矛盾性是在佛教从宗教和哲学两个层面上影响传统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佛教本土化和华夏文明逐步容纳吸收佛教的进程中展开的。韩愈作为这个进程中感受冲击剧烈,表现也极为活跃的宋代理学兴起之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争议也就更多。     

论韩愈碑志文的新变及其影响

韩愈碑志文在碑志类文体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创新意义,它革新了刘勰以蔡邕碑志文为审美典范的风格范式。其创新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体制多变、刻画生动,情感表现上爱憎分明、自然坦率以及以文倡儒、攘斥佛老的新文道观。韩愈碑志文开创的新的审美范式对于后世欧阳修、苏轼、茅坤及桐城派文论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为何不受高棵重视

明初高榛编选的《唐诗品汇》“四唐”结合“九品”,辅以各种体裁,审音辨体,倡导“格调”,宗法盛唐,推尊李、杜。但因高榛不满于元稹、自居易的直露、通俗,及韩愈、孟郊、李商隐、杜牧、刘沧等的变化盛唐,而将诸家列入“正变”等品不加重视。     

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

东汉是经学从神秘的荒野穿越而过走向人性自觉的时代。三家《诗》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阐述了三家诗在这个时代兴盛与衰亡的发展曲线,并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另一方面,三家诗均具有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的共同倾向,并且对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更加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