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夫凡伯《瞻 》创作时世考论

从诗歌文本入手，通过对诗歌所描写的亡国之象、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哲夫”与“哲妇”为周幽王及其宠妃褒姒及周幽王友戎狄、仇诸侯等问题的分析，并以《瞻 》与《召旻》两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不同为佐证，详细论证了《瞻 》一诗的具体创作年代为马骊山之难、西周覆灭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前，即周平王元年（前770年）顷；而《板》与．姥是周幽王九年（前773年）至十一年（前771年）之间的作品。     

试论詹安泰先生的《词境新诠》

《词境新诠》一文是詹安泰先生发表在1947年第1期《文教》杂志上的一篇长文,但詹安泰先生的《词学研究》、《宋词研究》、《宋词散论》、《詹安泰词学论稿》、《詹安泰词学论集》以及《詹安泰文集》都不曾收录,此文应是詹安泰先生词学研究中“论境界”的原稿。该文一是对《词境新诠》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评述;二是追溯詹安泰先生本人对此文...     

北宋非性命学的兴起与转变

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在融会三教、复兴儒学的时代呼唤下,北宋儒家学者吸收佛、道之说,深述性命义理,逐渐建构起形而上的新儒学。与此同时,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为代表,对性命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非性命学基于排斥佛老、重振纲常,崇实黜虚、提倡实学,批判王安石变法而立论,先见性地揭示了性命学空谈不实之弊。随着性命学成为时代风尚,他们又向性命学方向转变,以自己独特的性命之学来批判现有性命学的不足,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元化,更折射出学术发展的曲折与必然。     

明代书院发展的政治环境--正德年间广东书院创兴的分析

中国书院有近千年的历史,其中,明代书院发展最为坎坷、大起大落。对历代书院的兴袁。经典解释是从学校、科举、学术三个因素来分析,但这种解释只能说明表层的问题,并不能很好地解开明代书院起落的谜团。试通过正德政局影响广东书院的个案,分析广东书院兴起的历史境遇,揭示明代书院发展的深层历史动因。     

欧阳修的主体生命意识——从思颍诗及其序文谈起

欧阳修的思颍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章主要立足于狭义上的思颍诗与续思颍诗,以其两篇序文为切入点论述欧阳修“思颍”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生命意识。从欧阳修的肉体与思想两个角度剖析他的生命关怀与人文关怀,最终落实到以“人”为本的生命观照。     

论欧阳修对南唐词的接受及其文化审美心态

晚唐五代词风对北宋词影响较大,与花间词相比,南唐词具有情深而文雅的特点,更易为北宋士大夫所接受。欧阳修在北宋词坛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又具有合体的文学观念,因此他对于南唐词的接受,更能体现北宋人的文化审美心态。一是接受南唐词淡化情节、形象的写作技巧,深化、细化词作的情感;二是接受南唐词淡化情欲描写,提纯人的感情的写作技巧,使得感情温润纯正;三是接受南唐词幽深的意境,摈弃了其深广的意境;接受南唐词细腻婉转的情思,淡化了其深沉的情思,使得意境迷离,情思摇曳。这样,既遵循了词作摇曳迷离的心绪文学的审美特征,又遵循了儒家温润雅正的审美思想。这种心态的形成是由作者对于词体的认识、合体观念及其儒家文化审美观念共同决定的,也是当时士大夫接受南唐词时的普遍心态,但这种心态一方面不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内心感受,一方面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束缚,因此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心灵审美化的过程。     

佚留日本的唐末浙江商人送别诗及尺牍

现存日本园城寺的日本国宝《唐人送别诗并尺牍》中汇集了部分日本僧人圆珍求法归国后唐人送给他的诗和信简,其中包括浙江商人李达和詹景全的两封信简和三首诗。这是唐代浙江商人在日本现存的唯一墨迹,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考证李达、詹景全两位浙江商人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可以看出唐末浙江商人在促进唐日佛教交流乃至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     

于秋声里,追寻那不朽的身影《秋声赋》意旨再探

历来后世学者对欧阳修晚年作品《秋声赋》的意旨持因政治生涯苦闷而悲秋或与人无争、养生保命的消极思想。笔者从欧阳修的人生经历及创作《秋声赋》的背景中探求新的解读视角,从而还原一个"夷险一心"、追求不朽的欧阳修。     

三尺安邦——刘邦“三尺斩蛇剑”探微

文章借助史籍对汉高祖刘邦＂三尺斩蛇剑＂进行考证,结论为：（1）剑的规格起源西周,分上、中、下三种制式＂,三尺＂是上制,长度约合0.7米;重量为＂九锊＂,即三斤十二两,折合为0.96公斤;剑身纹有大篆书体＂赤霄＂两字,还饰有七采珠、九华玉,剑刃如霜雪,剑匣上镶有五色琉璃;（2）＂三尺斩蛇剑＂存放在位于未央宫中的＂武库＂,吕后曾将＂武库＂更名为＂灵金藏＂;惠帝即位后改称＂灵金内府＂;神爵元年（前61）,中宗孝宣皇帝建＂神祠＂供奉;至晋元康五年（295）因武库起火而烧毁;（3）＂佩剑＂的风尚在汉朝重新开启,尽管＂三尺斩蛇剑＂的来源与结局充斥着＂神＂与＂灵＂,但却是权力的道具,是武装建国的象征。     

欧阳修在朝鲜文坛的影响考述

欧阳修的作品最晚于12世纪中期传到了朝鲜,在那里广泛传播。文人们从形式与内容方面吸收、借鉴其文艺理论;批评家们对其文学创作展开了以赞誉为主的各种形式的评价。此外,欧阳修的品格以及生活态度和情趣也对朝鲜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