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特色的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古代四大石窟之一。石窟艺术源自古代印度文化,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有着许多古代石窟艺术的历史遗存,而在众多的石窟艺术的历史遗存中,麦积山石窟有着许多不可替代的惟一性。和国内外比较著名的石窟相比较,麦积山石窟在人文环境、地理风貌和佛教造像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就会突现出来,这正是麦积山石窟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敦煌石窟中的五台山史料

敦煌莫高窟中保留了许多早期的五台山史料，对于了解当时五台山的历史面貌尤其是文殊信仰的流行具有重大意义。     

论晋唐时期西域龟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文章通过对古西域龟兹文化、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中原文化特点的介绍，凸显古西域龟兹文化对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中原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互摄互补，方才汇成了今日中华民族文化的恢弘气象。     

龟兹石窟波斯艺术元素与中外文化交流考论

龟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波斯的织锦、银盘、金银币等工艺品,以及波斯的信仰和习俗,都曾在这里汇集。龟兹石窟中的人物形象、场景构图、装饰纹样、器皿造型、乐器形制及祆教题材,包含着典型的波斯艺术元素。追溯波斯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历史、路线、方式及中介,可以还原波斯与龟兹文化交流的历史,明确图像移植背后的历史成因,探寻波斯艺术对佛教文化的构建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繁盛和传承,都必然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是面对多元文化时应有的心态。     

龟兹石窟的佛教思想基础与框架——对龟兹石窟的毗昙学考察

毗昙学是佛教历史上重要的思想体系。龟兹长期处在毗昙学思想的覆盖区内,毗昙学就成为龟兹石窟的主要佛教思想基础。龟兹石窟是龟兹佛教"表法"的重要艺术形式,毗昙学的理念必然在龟兹石窟中有鲜明的体现。毗昙学应该是我们研究龟兹石窟以至龟兹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用毗昙学理念考察解读龟兹石窟的内容,必能进一步揭示出龟兹石窟更深的内涵,将龟兹石窟和龟兹佛教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成县大云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成县大云寺石窟部分唐、宋时期题壁、石刻文字尚存。寺内＂汉永平十二年＂刻字说明佛教很早就已传入今陇南市境内,＂梁大同九年＂刻字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曾经在陇南境内兴盛及萧梁曾经统治陇南部分地方的史实。大云寺石窟开凿于北朝,创始于北魏的可能性最大,至隋唐时期已具有一定规模,＂千佛＂（遗迹）塑造于北朝至隋唐期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立于中唐时期。＂大云寺＂之名始自唐代武则天时期,石窟主要表现佛教内容,也包括儒家、道教和社会历史内容。     

敦煌壁画形式构成初探

敦煌壁画在空间结构上与建筑、雕塑的紧密结合,在平面形式结构上随石窟总体艺术布局和表现内容的不同而呈多样化的特点,体现出敦煌壁画优美的艺术形式和无穷的艺术魅力。敦煌壁画艺术是宗教艺术与中华民族艺术交融的结晶,对当代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     

浅论大足石窟的艺术特色

大足石窟艺术是“唐盛而宋不衰”的最好的例证。它具有三方面突出的典型性：宗教性与世俗性的有机结合;艺术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舍;规划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它是遵循艺术创造规律、继承与创新有机统一的成功范例,是合乎历史逻辑的自然发展产物,给我们以无比深刻而丰富的启示。     

论唐代龟兹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

唐代龟兹位于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方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市场,也是丝绸之路通畅的交通后勤保障基地之一,担负着维护丝路安全的重任,在丝绸之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白鹿洞书院“教思碑记”研究

明清时期白鹿洞书院的一批＂教思碑记＂是中国书院史上罕见的碑刻史料,其它书院几乎没有。它记录了十几位在书院任教教师或地方官员的生平,记录了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师生情谊,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政治经济的史料。作为教育遗址重要组成部分,＂教思碑记＂具有歌颂院史、怀念教师和激励后人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