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宣传角度审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

20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早已尘埃落定,但它所警告的教条主义空谈理论的危险并没有随之消失。＂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宣传＂主义＂和＂学理＂的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宣传仍有很大启发。     

“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2月,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少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评热衷于政治改良的胡适所鼓吹的"好政府主义"。周恩来在文中以"革命救国"论批评胡适对军阀统治的"迷信",抨击胡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的幻想。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胡适已经和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分道扬镳。从周恩来这则评论看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的这种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分化出的革命救国论者与社会改良论者在政见上既"异中有同",又"同中有异",而最终则他们之"异"大于他们之"同"。     

正确认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正确而全面地认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对科学地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继续五四运动未能完成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陶胡分歧"

陶行知与胡适的分歧贯穿了五四之后的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二人之间的最初教育分歧不在教育观点本身,而是“教育界分歧”,始于1926年“庚款风波”;其次是30年代的政治9牾,基于两种基本爱国观的难于兼容,但非以政见分歧为主要内容;其三,双方主要的、根本的分歧是30年代形成的关于基本价值观——五四价值观的分歧。陶推崇一二九“大众”运动,反思并批判五四“小众”运动;由此出发,陶形成了自己的大众教育观,及总的大众价值体系,全面否定了新文化运动及胡在其中的历史地位。     

略论新文学运动对诗性的轻慢及后果

新诗在将近一百年的发展中,没有能取得古典诗歌那样的成就,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新文学运动初期轻慢诗性肯定是重要原因。轻慢诗体,将诗与文、诗与(白)话等同,新诗文体一直受到合法性质疑;轻慢诗语,单纯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忽视语言的诗性,将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及口语等同,抛弃语言传统,导致新诗语言浅白,与几千年的诗歌传统脱节;轻慢诗情,或以科学之真否定艺术之情,或缺少节制,走向滥情,致使诗歌矫饰空洞。     

影响与促动:科学思潮与"五四"小说的启蒙话语

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科学救国风尚的盛行,引发了"五四"科学思潮的勃兴.当时崇尚科学的浓厚文化语境,既促发了"五四"小说家们利用民主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又注重运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来达到启蒙的效用.提倡科学理性精神,以科学为武器消除民众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唤其觉醒,而建立新的社会文明,是科学思潮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影响的重要体现.     

论吴宓留学前的文化经历与其文化取向的关系

吴宓家族与近世三原大儒刘古愚关系密切。在清华求学近6年，吴宓与汤用彤、吴芳吉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而且饶麓樵、J．Pickett等老师对他的诗歌赏鉴观和文化价值观倾向都有一定影响。同时，对儒家原典的熟读精思和对卡莱尔、爱默生、华兹华斯等人著述的阅读，也为他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分析吴宓当时的言论可知，是赴关留学以前的本土微观文化环境和经历促使吴宓主动选择了拜白壁德为师，并进而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被束缚的想象力——五四小说新论

由于对科学理性的极力崇拜和对西方写实主义的片面追求,五四新小说的想象力曾一度处在现实真实、科学常识和现实意图的束缚之下。传统小说的神秘想象瞬间绝踪灭迹;西方现代派的非理性想象也失去了被理解的土壤。想象力被小心翼翼的局限在合科学性、合现实真实性的狭小范围之内。再现性想象成了作家们创作的主要途径。一般说来,缺乏自由想象的小说也是缺乏真正的表现力的小说。被束缚的想象力最终又影响到了五四新小说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和艺术审美的追求。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酝酿、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的社会改造学说促进了五四运动思想气候的形成；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粱启超领导的晚清文化革新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因此可以说，梁启超对五四运动是有所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在主观上，梁启超并不想发动五四运动。     

"五四"时期我国女子教育现代化的特征

“五四”时期是我国女子教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女子教育逐渐从落后的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师队伍、教育管理、教育制度等方面摆脱出来,积极吸收当时先进的教育成果,寻求男女教育平等,从而使当时的女子教育初步呈现出一些现代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