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译《宋明评话选》中文化内容的翻译——以《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翻译为例

杨译《宋明评话选》收有＂三言二拍＂中的20篇故事,其中含有大量文化内容。通过对故事之一《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译例分析,研究杨译《宋明评话选》中的制度习俗文化词、宗教文化词、物质文化词、俗谚语和典故等文化内容的翻译,探讨其对文化内容翻译的处理方法并提出商榷。     

"ON/SUR/上面"的意象图式与隐喻投射

隐喻是目前学术界一个热门的话题,在当代的隐喻研究中,它意谓“概念系统中的跨领域映射”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术,也是一种必要的认知策略。本文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和意象图式理论,运用英、法、汉语语料,对基本隐喻概念衍出的方位隐喻词语“ON／SUR／上面”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探讨中、西不同文化对该词语意义产生和拓展的理据。     

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

商代晚期金文始借“商”为“赏”,西周早期始多用“赏”;殷墟甲骨文已借“易”为“赐”,周金文沿用,东周金文始偶见“赐”字。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赏”的出现频率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多用“赐”少见“赏”。句法形式上,殷周金文中“赏”、“赐”二词均以带宾语为主（双宾语尤多）,但“赏”所带宾语多为单项,且集中于“贝”;“赐”的宾语早期多为单项,后期多为多项,早期多为“贝”,后期多为物饰类。先秦传世文献《诗经》《今文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左传》中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诸子书中“赏”远高于“赐”,史传书中《国语》、《战国策》中“赏”、“赐”持平,《左传》中“赐”远多于“赏”。句法形式上,“赏”以不带宾语为主,“赐”以带宾语为主;带宾语时,“赏”多带由指人名词充当的单宾语,“赐”带双宾语和单宾语的比例相差不多,其宾语则以指物名词居多。具体词义上,“赏”较“赐”抽象。形式上,“赏”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反义对用形式的多见和“赏罚”的运用;但“赏赐”连用和对用还很少见。     

浅谈档案职业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职业道德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档案职业道德修养是档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该文分别从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内省“和“外省“,始终坚持自我修养和自我优化,始终坚持自我激励,始终坚持自我磨炼和自我完善等五个大的方面,深入探讨了档案工作者进行档案职业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诚信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商鞅以"信"而使民,为"信"而行法,终使秦国有大治。从诚信的视角出发,关注商鞅变法中以法制建立起的诚信体系及其与法制之间的关系,可对商鞅变法的重新认识有所裨益。     

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秦国在早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崇武尚战，重功利而轻伦理，宗法观念相对淡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化传统。商鞅变法充分顺应了这种传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秦国引向了日益发展壮大，最后统一全国的道路。商鞅还注重对秦国化传统的改造与整合，把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制订出具体与而详尽的措施保证其贯彻执行，利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其消极，落后的内容，发扬其能够服务于新制度的内容，使新制度与新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秦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乘势而行，借势而进，因势利导，是商鞅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试论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的影响

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对于秦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为历来史家所重视.然而商鞅变法对秦国礼制发展的影响,史学界一直恪守商鞅变法摒弃秦礼的观点.本文试从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来论证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秦朝礼制发展的影响.     

尚可喜之降与毛文龙之死

尚可喜降金与毛文龙之死是密切相关的,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部相互攻杀兼并,在这种兼并斗争中,尚可喜与沈世魁结下了不解之怨,沈世魁日后"寅缘得岛帅",便欲置尚可喜于死地,尚可喜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了降金的道路.可以说,尚可喜的降金是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形势变化的结果,毛文龙之死是构成尚可喜降金的间接原因.     

《荀子》诸注误说举例

对古书的前人之注作仔细地审校、订正是近古小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学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亦多以今拟古随意揣测,以标新立异之说妄改原注者。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本文试以近古诸家对《荀子》杨亻京注之校勘失误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进而认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要以一种科学、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前人之注。     

海源阁与杨氏家族对我国藏书史的贡献

海源阁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杨氏家族在搜集、整理和保存海源阁藏书方面居功至伟。正是由于海源阁聚沙成塔般的代代积累，许多珍贵的典籍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它在传承中华文明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